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自贸试验区边试验边总结

裴昱过去五年,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带动贸易增长是商务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五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三度瘦身,缩至百项以内,展示出了高水平开放的姿态。我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25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八大期间商务工作的重要成果。”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据显示,2014~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2017年1~8月,中国与欧亚12国贸易额达840亿美元,同比增长40.1%,远高于全国外贸增速。负面清单缩减“自贸试验区试点不断扩大,形成了100多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可以说带动了更大范围的营商环境提升,也是小范围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推广的成功实践,达到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初衷。”一位熟悉自贸区政策的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全国累计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0.1万家,实际引进外资5217亿美元,我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资更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2016年高技术业引进外资占比达19.1%,比2012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1+3+7”的自贸试验区格局,是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提升水平的试验田,先行先试,特别是负面清单的做法,对改革很有借鉴意义。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2015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截至目前,上海等4个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成效显著,形成了123项改革试点经验并在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达到了服务大局、服务国家战略的目的。2017年4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达到11个,形成了东中西部全方位制度创新的“雁行阵”格局。一位自贸试验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整体上来看,自贸试验区最大亮点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自贸试验区内暂停部分法律实施,2013年9月开始在上海试验,3年后试验取得显著效果。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修改外资三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这个可以说是“改革于法有据”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从最初的190项、到139项、到122项、再到现在的95项,负面清单目录越来越少,展示出了高水平开放的姿态。”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霍建国向记者表示。2017版负面清单的一大亮点在于,除关联并购以外,凡是不涉及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并购,全部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上述自贸试验区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最终推动完善了外资管理的法律法规。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除少数实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一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逐案审批制”,实现了对既有外商投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目前,9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或变更通过备案方式完成,办理时限由20多个工作日缩减到3个工作日以内,外商投资的便利化、规范化水平及透明度显著提升。“但95项这个规模还没有到底,下一步还可以继续降低,跟国际接轨。”霍建国表示。加快自贸区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白明认为,中国的开放是循序渐进的,负面清单已经缩减至第四版,未来将在先行先试、复制推广、自由贸易港区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开放,对标国际最高水平。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成效不断显现之时,《中国经营报》专访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  自贸试验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天津、福建3个新设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运行后,实行统一的负面清单,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尝试。自贸试验区建设推进至今,如何评价现有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情况,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如何发挥差异化优势,实现改革探索试验的战略目标?如何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围绕这些问题,唐文弘接受《中国经营报》的专访。  唐文弘介绍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目前正在对4个自贸试验区进行评估,接下来改进哪里,怎么改、怎么试,要根据评估结果和市场主体的反应等情况来进行具体研究。  在谈到有企业认为自贸试验区改革力度不够时,唐文弘表示,对企业来说,自贸试验区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发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开放高地,优的不是税而是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突出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进而降低企业运行的制度成本。  《中国经营报》: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唐文弘:自2015年4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正式运行以来,各部门及4省市人民政府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多项可推广复制的试点经验。  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4个自贸试验区深入试点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由2013年上海第一版的190条、2014年第二版的139条,压缩到2015年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122条;外商在负面清单以外领域设立企业,适用快捷的备案程序,一般3个工作日内可以办完设立手续;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三证合一”、“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年度报告制度、放宽住所登记条件等改革举措不断推进。  二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大幅提高了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水平,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同时促进了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兴业态发展。“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监管模式稳步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上线运行。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一区注册、四地经营”模式,企业在区内任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注册并取得海关编码,即可在区内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办理海关业务;广东自贸试验区推行关检“一机一台、合作查验、分别处置”作业模式;天津自贸试验区推出“保税货物自行运输”、“进口货物预检验”等措施。  三是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为目标的金融开放创新举措稳步推出。上海自贸试验区黄金国际板等开始运行,自由贸易账户由人民币业务拓展至外币,截至2015年底,累计设立44186个自由贸易账户,收支总额22053亿元人民币,为有序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先行先试。2015年10月、12月,人民银行等部门分别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40项任务措施和金融支持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完善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  四是以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上海、广东自贸试验区构建了政府大数据联合监管平台;福建自贸试验区针对开放领域提出80余项风险防控措施;天津自贸试验区结合市场主体风险等级实施信用分类管理。结合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在自贸试验区建立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中国经营报》:从现有的4个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情况和评估结果来看,有哪些可以推广复制到其他地区的经验?  唐文弘:试点经验的推广复制工作,原则是边试验、边总结、边评估,成熟一项、推广一项,成熟一批、推广一批。  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1周年之前,有关部门对看得准、效果好的试点事项,陆续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共27项,包括投资领域13项、贸易领域10项和金融领域4项。  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1年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明确了国务院8个部门牵头向全国范围推广的改革事项22项、向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6项,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借鉴推广的改革事项6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图片 1

这是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丘根茂摄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从上海起步,不断发展,目前已在全国设立12个自贸试验区。5年来,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服务国家战略等领域先行先试、大胆创新,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作用。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聚焦自贸区建设5周年”专栏,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效,挖掘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外商投资在我国采用的主要是逐案审批制度,不论是鼓励类还是限制类的外资企业,要进入国内投资经营都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这些审批不仅需要提交大量材料,也需要消耗较长时间逐项审查。这成为外商投资国内市场反映较多的问题。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开始推动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改革。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此前表示,当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里引进了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个制度引进后,绝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是通过备案设立,不需要审批。企业在网络上提交备案的一些材料,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备案了”。

2015年成立的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也先后实施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2016年9月,我国在总结几个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改革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可以在全国推广的经验做法。负面清单的概念也逐渐从对外投资协定谈判引入到国内经济治理。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对国企、民企、外资等各类市场主体,是同等待遇,清单之外的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改革后,行政审批减少,企业负担减轻,市场活力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负面清单不是简单的“由正转负”,并非把原来的鼓励类、允许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起来,而是要对各行业各门类进行重新分析评估,尽量缩短清单条目,放宽市场准入门槛。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这为我国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奠定了法律基础,是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根据决定,《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4部法律中分别增加一条规定: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将相关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这次修法表明,我国在自贸试验区试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取得很好的成效,该模式得到了市场的检验,被市场主体所认可。

此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始在全国推广实施。商务部门将逐案审批改为“备案为主,审批为辅”,备案的时间与审批制相比,由20个工作日减少到3个工作日内,备案的企业数占到外资企业总数的97%以上。

随着负面清单机制的建立,负面清单的长度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其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长度已从190条缩短到如今的45条,这也折射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决心。

2018年新公布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更呈现出对外开放领域更宽、透明度和规范度提升、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等特点。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在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推出了开放举措,限制措施缩减了近四分之一,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在文化、资源、种业、电信等领域进行压力测试。同时,负面清单还列明了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桑百川表示,得益于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长度等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世界各国企业看到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也提升了投资中国的意愿。

冯其予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