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新萄京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变革重点。一方面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提升要素市场的开放性、竞争性和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主题展上,工作人员展示一款仿生机器人TFP增长率对GDP贡献率偏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指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也就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产出仍能增加的部分,它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等。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十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尚未完成,创新还未替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布的一份题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报告显示,2001~2013年我国TFP年均增长率为2.03%,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2.25%,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年均为77.75%。上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TFP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依然较低,TFP的增长更多依赖于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万博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哲对第一财经称,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数量的投入,提升规模,实现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土地和资源的生产率受到地球承载能力的制约,其自身粗放式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而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的优化往往作用于其他三个要素,在原有其他要素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升有效供给量和供给效率。因此,刘哲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变革重点。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撰文指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劳动力短缺且成本不断上涨、资源环境约束增加、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减弱,这些是我国经济当前发展面临的现状。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宏观经济,都亟须找到一个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实现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而这个新动力,就是中国经济新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今年2月举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有质量的增长是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速度。具体而言,从经济工作角度看包括: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

阅读提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生产要素和原料来源,为“中国奇迹”作出了卓越贡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农业增长动能不断衰减,如何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何谓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环境约束对农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过程中,农业部门很好地适应和消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产生的冲击,避免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农业衰退。但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没有代价,农业发展除了长期受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资源刚性约束外,还因为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的大量使用而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凸显,这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发展自身也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是结构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农业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向挤压,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农业资源和环境超载等,农业仍然存在可能陷入衰退的危险。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途径

显然,过去以高投入、高产出和高废物为典型特征的“三高”型农业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形势下,必须千方百计扩大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促进农业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压舱石作用。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核算框架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作为必须坚持的新的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行动。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经典意义的生产率概念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概念,经济学常将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是一个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其他类似指标还包括土地和资金生产率等。但是,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同时投入劳动、土地和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各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性或互补性,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反映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较大局限性。例如,小农户与大农户、中国与美国农业的生产率比较等,如果单独采用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指标,就可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概念,随着宏观经济学增长核算框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可以弥补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不足。

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之比,分母一般用各要素投入的加权平均表示,因采取权重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类型的TFP指数。这是一般意义的TFP水平值概念,但在经验研究中,应用更广泛的是其增量概念,即经常提到的TFP增长或变化。TFP增量概念主要来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增长核算的目的是测度经济增长源泉,并将其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和TFP增长两个部分。增长核算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通常认为的经济增长两个源泉——资本和劳动,并不能解释绝大多数实际增长的成绩,其中明显遗漏了某些东西,包括规模经济、研发、技术进步、要素配置等。这一遗漏实质上就是TFP的贡献,所以又被称为“余值”。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减速。

该核算框架主要归功于索洛的贡献。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在数量上确定了产出增长率、投入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但很长一段时期内,以“索洛残差”估计的TFP被当作对科技进步的精确测度,TFP的含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其实,TFP增长包含了远比科技进步更为丰富的内容,包括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等。因此,TFP增长经常被用来度量要素投入之外各种因素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而且各种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产权变化等政策因素的作用,最终也都会体现在TFP的变动上。因此,增长核算框架还可将全要素生产率与诸多政策变量横向联系起来,为考察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减速并不必然是坏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赶超现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经济平均2.5%的增长率下,低收入国家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5%,而高收入国家只有1.7%。这是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则是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推进农业生产率革命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中国农业而言,TFP的地位更加突出。大量研究表明,TFP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农业发展的成败;改革开放前后农业发展绩效的比较,也显示了TFP的突出作用。总结起来,可重点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农业TFP增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这里主要指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是通过不断创造、掌握和应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手段,代替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技术的过程,反映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选择了一条以现代高产品种、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和现代化学投入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进步路径。新形势下,农业由单产高产为导向的数量型发展阶段转向品质质量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应逐渐向资源节约型技术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并重的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由生产者目标导向逐步转向消费者目标导向,由增产转向提质,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方向转变,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

可以说,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

2.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技术效率的提升反映了生产单位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靠近。农业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活体,农业技术在进行转移或扩散时,需要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改良等。这依赖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打通“最后一公里”。新形势下要重点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难题,坚持农技推广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建立健全以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科研教学单位、社会化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将小农户作为农技推广的主阵地。

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健康及劳动者的地理分布等,其投资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和职业迁徙来进行。舒尔茨曾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将会点石成金’”。这主要包括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等。

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义理解创新驱动,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两种创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最终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4.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TFP的变动上。农业增长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其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于增长背后的制度安排。乡村振兴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有关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等。这主要包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建立健全以服务“外包”为典型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根据我们所做的经济计量分析,在1982-2009年期间,在10%左右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中,资本积累扩大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0个百分点。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以往这种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变化,传统部分对增长的驱动力必然减弱。

5.实现绿色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求资源节约外,还要求具备环境友好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具体可以在经典TFP指数的基础上,纳入环境容量约束,即构建绿色TFP指数。例如将污染治理费用视作一种要素投入,与传统要素投入一起纳入经济核算框架;或者将环境污染物视作一种不受欢迎的坏的产出,与好的产出一起纳入产出模型。实践上,这主要包括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等,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底色。

随着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储蓄率和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劳动力数量逐渐变为负增长,而人口抚养比则已经跨过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转折点,因此,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转正为负。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只有显著提高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我国经济才能保持必要合理的中高速增长。

总之,我国正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这尤其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农业发展阶段,识别TFP增长源泉,充分释放生产率潜力,通过实现生产率革命来促进增长动能转换和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补充和配合,既是创新驱动的源泉也是创新驱动的归宿。在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根据估算,GDP的年度潜在增长率,从过去三十余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预计“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下降到6.2%。然而,这个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宿命。在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体制创新完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赢得新的增长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无论是延长传统动力的机会窗口,还是挖掘新的增长动力,都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提高。我们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在“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年平均潜在增长率0.9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可以不打折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回避地要经历艰难困苦的转方式和调结构过程。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实现,而需要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样,立竿见影地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

姓名:李谷成 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从人口数据看,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农村16-19岁的青年人口,都已经于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与此同时,年龄在40-45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城市的长期预期,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在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仅为0.1%。

职称:教授

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则直接体现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上。具体来说,旨在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课题:奥门新萄京 1

首先,《建议》明确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推进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还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逆向配置,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谓逆库兹涅茨现象。只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才能阻止农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现逆库兹涅茨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其次,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建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于20世纪90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设定为国家目标,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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