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萄京手机游戏以财税工具促不同收入群体平衡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不平衡和群体不平衡。这里就财税政策、财税改革对于促进人群之间的平衡发展做些探讨。目前我国不同群体之间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福布斯排行榜表明,近些年我国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而不是缩小。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必然带来发展的不平衡。通过财税政策和财税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防止财富过分集中,是解决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的非常重要的选项。我们知道,税收可以分为累进税和累退税。所谓累退税是指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总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累进税则相反,是指纳税人税负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显然,累退税不断加大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而累进税则可以缩小这种差距。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说,应该实行累进税而不是累退税。我国目前最大的税种增值税,是一种累退税,因为穷人的收入大多要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消费,而消费品价格中含有增值税;富人收入中只有较小的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其通过消费缴纳的增值税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所以,如果降低增值税税率,就可以有效减轻穷人的税负,使税收更为公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营改增”,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仍然有继续改革的空间。如果将增值税17%的标准税率予以下调,将会给低收入阶层带来一定的减负效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但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发挥得并不是很好。这既是因为自身设计有缺陷,也是因为我国人民总体收入仍然不高,所得税能够调节的人群数量太小,仍然不过2000多万人,仅仅是总人口的2%,达不到调节的目的。就所得税的设计缺陷而言,以个人而非家庭作为课税对象,以分类而非综合为征收方法;扣除偏少,起点偏低,中等所得的税率累进过快;源泉扣税严管了工薪人群,而并非工薪阶层的富人却有很多避税方法。凡此种种使个人所得税达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如果不能通过改革予以完善,个税就很难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所以,应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使其更为公平合理,更能体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除了完善个人所得税外,设计良好的累进遗产税也是实现分配调节功能的好工具,但我国尚没有实行遗产税。目前,呼吁开征遗产税的声音时有所闻。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英国面临财富过分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严酷现实的时候,通过实行“建设性税制改革”和“人民预算”,开征累进性的遗产税和累进性的所得税,将大部分税负转移到富人身上,一方面减轻了穷人税负,缩小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从富人那里征收的税收,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英国百年前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税制改革对于调节收入分配是有用的,但是仅此远远不够。增值税降低税率可以减少穷人为生活必需品承担的税负,但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无法能对穷人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有多大的帮助。而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低收入人群尤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怎样的个税改革,都不可能惠及达不到所得税门槛的穷人。问题的要害在于,应该把通过税制改革从富人那里征收的税收,更多地用于改善穷人的处境。所以,在进行税制改革的同时,非常重要的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对穷人的救助和补贴,真正增加穷人的福利,帮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对于收入极为低下,或处于危难之中的老人、儿童、重病患者等,国家应该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予以托底。财政补贴和救济虽然不可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也至少使他们能够免于冻馁。对于虽然不是处于危难之中,但收入达不到个人所得税门槛的所谓夹心层家庭,其住房、赡养老人
和抚育子女的开支无法享受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待遇,国家应该通过发放货币或实物补贴,如提供廉租房、公租房、育儿补贴等手段予以帮助。同样重要的是,国家财政还应该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社会保险的补助。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主要通过参保人员缴纳的保险费周转运营,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面临的困境比起富人群体尤为突出。由于收入低下,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比较低,这决定了他们的养老和医疗待遇也相应较低。如果要提高他们的养老和医疗待遇,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通过税制改革和财政补贴等措施,可以将税负转移到富人阶层,并将由此创造的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穷人。当然,这种“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的财税政策,面临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恰当的平衡点。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一定是不公平的,放任自流必然会加剧社会冲突而造成无效率。但过分追求分配公平,则会伤及效率,堕入福利国家陷阱,重蹈大锅饭覆辙。所以,通过实行财税改革和财税政策促进公平分配,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平衡发展,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面博弈和权衡的复杂社会工程。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有关财税改革的话题在舆论和市场中日渐升温。作为下一轮整体改革切入口,财税改革已站上新的起点,尽管改革和政策调整任务非常艰巨,但方向是明确的,加之与各方面的改革相协调配合,新一轮财税改革将会取得更多进展。
对于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一些人认为推进诸多税种改革的同时,仍然坚持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基调。但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红利已经大部分释放,今后的税改带来的减税效应将逐渐变窄;税制改革将以调整经济结构和调整税收负担的结构为主,即“双调整”。
首先,说结构性减税红利变窄,是因为释放结构性减税的最大制度改革就是“营改增”。但是从税收本身规律和特点来看,增值税的征税方式是链条式管理,环环相扣抵扣、呈现封闭性特征。这一征管方式决定了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缴纳的增值税税收,取决于这个行业整个产业链上税负的缴纳,比如一个企业购进原材料支付成本100元和增值税17元,这个产品经过加工之后增值,销售价格180元,应缴纳增值税30.6元,另外,这个产品加工过程中支付运输、设计、信息通信等费用60元,支付各项增值税8元,这个企业到税务局应该申报缴纳增值税30.6-17-8=5.6。在这一案例中,如果没有进行“营改增”,那么这个企业运输等费用负担的营业税是不能抵扣的,因此税负增加8元。“营改增”之后,这一企业能够抵扣从而减轻税负,但这一企业税负减轻必须建立在运输、设计、信息通信行业实际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
“营改增”是否真正减税,不仅要看企业的抵扣情况,还要看整个产业链税负变动的情况。比如拿信息通讯业来说,在征收营业税的时候,采取3%的税率按照销售额征税,不进行抵扣。如果改征增值税之后,按照增值税征管方式进行抵扣差额征税,税负变化情况怎样呢?据新华网报道,三大运营商即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去年年底开始进行了内部测算,如果按照11%的税率进行改革的话,都会产生税负增加的情况,在没有任何优惠时,对净利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达到5%。电信在整个“营改增”过程中并不是唯一税负上升的行业。随着“营改增”的全部展开,建筑业、餐饮业、住宿业、旅游业等11个营业税税目行业将会全部纳入。在大部分生活性服务行业中,其主要成本是人力资源,而非材料等动产和不动产。人力资源成本目前并没有单独纳入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因此在“营改增”之后,相关企业也无法取得增值税票进行抵扣,使得以人力资源为主要成本的生活性服务业税负将会增加。
另外,在征收营业税的时候,很多行业由于以全部营业额为征税对象,因此为了减轻企业实际税负,很多企业并不积极索取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发票,导致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存在差异。如果“营改增”之后,所有货物和劳务企业都征收增值税,凭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那么企业就会积极索取产业链上的发票以降低自己的税负,这样从整个社会和产业链上看,法定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实际税负与法定税负差距变小,从整个社会来说,在法定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整体税收是增长而非下降,这就导致可能与公众的减税期待产生差距。
在减税改革方面,目前还有一个税种就是个人所得税。不过,个人所得税由于税收总量较小,减税空间并不很大。在减税方面,国家能够做到的就是税收优惠措施,比如起征点的提高、免征额的增加和针对部分行业和特定产品的减免税等。但是这些只能说是零星的减税,并不是税制改革层面的减税,并不是普惠性的减免税。
其次,尽管新一轮税制改革可能在减税方面大幅收窄,但是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税收负担结构的调整,如果做到这一点,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公平的法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意义大于单纯的减税效应。
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除了目前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减少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公平竞争和发展之外,新一轮税制改革将可能在以消费税、资源税为主的绿色税制建设方面有实质性进展。根据目前透露的信息,消费税改革将对课征消费税的14个特定消费品重新进行调整划分,将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和消耗资源的消费品列入消费品征税,并且采取差别的比例税率。另外,资源税改革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随着雾霾天气等的日益严峻,资源税改革的紧迫性在增强。资源税改革就是将目前从量定额改为从价定率的征管,并将煤炭和其他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畴。消费税和资源税改革推进,将会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对于经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在调整税收负担方面,新一轮税制改革坚持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就是降低普通老百姓的税负,因为间接税税负由消费大量日常消费品的普通老百姓承担。在直接税改革方面,目前热议的有房产税、遗产税改革。对于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增税改革。当然按照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房产税和遗产税不会面对普通老百姓,所以房产税等改革的具体负担者将会是“富人”。这一增税改革,实质上是税收结构的调整改革,也就是说让有负担能力的人多负担税收,中低收入群体尽量不要负担税收或者按照能力少负担税收,让中国税收负担结构更加合理。
另外,消费税和资源税改革也是调整税收负担,促进社会公平的税制改革。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群体征税,本身就有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功能。目前我国贫富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采和经营资源的从业人员收入过高,比如山西暴富的煤老板群体。这与我国采取较低的资源税,导致资源收入少部分占有而全民没有惠及的实际调控不足有关。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今后将对普通收入群体减税的同时,国家也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极力促进个税负担的公平。
所以,新一轮税制改革尽管减税红利将降低,但是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更加深远,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意义更为重大,这点我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欲以个税调整来调节社会分配,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国税总局的消息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可能近期公布,在2500~3000元之间。这消息可能会使很多人失望。  个税之所以要调整,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税收结构面前,个税还远远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因此,寄厚望于以个税调整来调节社会分配,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所得税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历史上英国的税收,主要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这两种税种都是间接税。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处于战争中的英国,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一个叫做皮特的官员进行税制改革,设计了所得税。这种税收需要申报,具有轻度的累退性,还设定了一个免税额。它是今天所得税的源头。不过,人们对于直接税格外敏感,反应强烈,再加上战争结束,所得税于1815年被废除了。  其后的英国处于和平岁月,财政支出减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税收合理化改革。关税和消费税的税率降低了,征税项目也减少了。有趣的是,降低税率取消税项不但没有造成政府收入的减少,反而因为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刺激消费量增加,使得税收的总额增加了。这种情况下,在被废除近30年后的1842年,所得税再次出台实施。这种所得税的特点是,它是直接税,是累进的,是按照家庭为单位计征的,有一个幅度较大的免税额度,而且还可以通过申报收入而申请减税。所得税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原则,得到纳税人的配合,成为一种富有弹性的、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良税,实施至今。  从英国所得税的历史可以看出,所得税之所以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基于三个原因,一、它是超额累进税,边际税率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使得穷人的税负率低而富人的税负率高;二、它有一个免征的范围,在此之内的收入是不能收税的,因而保证了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三、因为它是直接税,不能转嫁,富人不能将它转嫁给他人。  其实,要让所得税真正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所得税必须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税种。1842年实行所得税之前,英国就已经大幅度地降低和减少了关税和消费税的税率和税项,一些生活必需品都被免予征税。这种情况下,人们除了所得税,就很少负担其他的税收;收入低下的人甚至连所得税也不用缴纳。这样,穷人的税负真正地降下来了,而只有富人才负担更多的税收。  如果回头看今天中国的税制结构,那么,可以发现,所得税在中国的税收中仅仅是一个很小的配角,所以,人们的负担主要在商品税收上,而不在于所得税,因此,所得税的小范围修补都不足以调节社会分配格局。  以刚刚过去的2010年为例,当年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和进口税收的总和占全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69.5%,而这四项税收都是通过隐含于商品价格,向消费者暗中征收的商品税。至于个人所得税,2010年的征收额为4837.17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仅为6.6%,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假设将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2500元,那么,月入2500元的人一月省下的所得税不过25元。而如果将免于征收所得税的2500元用于消费,则至少要负担20%左右的税收,至少还得缴纳500元左右的商品税。与此相比,个税减少的25元,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更何况对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来说,提高起征点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缴纳所得税。  那么,怎样可以使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发挥呢?其实,近200年前英国的做法值得借鉴:降低和减少商品税的税率和税项,使商品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缩小,使人们商品税的税负降低,因而加大所得税的占比,逐步使所得税成为主要的税种。当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而人们的商品税负担大幅降低的时候,所得税才能真正发挥其调节和稳定的功能。  本来,中国税改的方向就是将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逐渐改为以所得税为主。但是,由于所得税是直接税,人们的税痛十分强烈敏感,以致政府也不得不主要在提高起征点这样惠而不费的地方上做点小文章,以安抚愤怒的纳税人。这样的结果是,所得税在税收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国家更加依赖于商品税,人们的商品税的负担不断加大。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更为弱化。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况,与调节收入分配,与税收改革的方向,都是相违背的。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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