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现金贷需大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范欣近期,从事现金贷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再次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引起了社会对现金贷业务的深度反思。现金贷最早起源于欧美的发薪日贷款(paydayloan),即不超过30天的极小额、极短期借贷。但国内兴起后,其期限与额度都比较灵活,对应的金融产品种类也层出不穷,从事该业务的公司更是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P2P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等。一时间,现金贷乱象丛生,有研究显示当前国内现金贷市场规模在去年至今的不足一年时间内已从6000亿元发展到1万亿元。对此,今年4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现金贷”业务活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全国开展了一轮现金贷的清理和整顿工作,教育部要求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整顿后的现金贷市场已逐渐向着规范的路径发展,各大平台均在避免自己产品与现金贷扯上关系,且贷款年化利率普遍在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要求的36%以内。但另一方面,发放现金贷的平台为了减少坏账率,提高整体收益率,普遍都设置了滞纳金和逾期罚息,更有甚者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且滞纳金与罚息率普遍较高,一笔资金一旦逾期则年化利率将显著超过36%,基本与高利贷无异。现金贷在国内得到快速发展的背后,从供给端看,是由于其投资回报率出奇的高,近期处于风口浪尖的趣店招股说明书就显示,其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净利润则分别为-408万元、-2.33亿元和5.766亿元,今年仅上半年净利润就达到了9.84亿元。不仅是趣店,其他近期赴美拟上市的类似公司投资回报均十分惊人。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道“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犯任何罪行”。当前现金贷业务就属于投资回报率超高的行业。从需求端看,目前仍有大量居民因缺乏信用记录或收入较低等原因,无法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短期贷款,而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意愿却又十分旺盛。据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信用发卡量达到4.65亿张,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2016年为9.07亿人,意味着约有4.4亿居民没有得到消费信贷服务。星合资本的调查也显示,近40%的现金贷用户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主要为20到30岁、相对低学历的年轻群体。而恰恰是这部分居民对短期贷款的需求十分旺盛,现金贷就成为解决其用款需求的首选,他们也成为了各类小贷公司的目标客户群体。而且,从古至今,凡是涉及到高利贷行业的,基本就免不了会涉及暴力讨债。让人心痛的是,很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因为沾染网络赌博或为购买不符合自己收入的奢侈品而选择在多个平台轮番借贷,业内俗称“撸口子”,在利滚利下其总负债不可避免地会快速上涨。同时,2015年开始的这轮居民加杠杆带动整体房价上涨,让很多本无能力的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凑首付购房,现金贷当然是其凑首付的重要方式,与银行贷款相比,现金贷虽然利率高但放款快,且审核简单,随便找到几十个平台就可以凑够几十万元,随着房价的上涨他们可以卖掉房子偿还贷款,本质已与美国次贷危机相同,一旦房价下跌或有更多的城市加入限售行列,这些高杠杆购房者难免断供。鉴于当前现金贷的种种乱象和其对金融体系的巨大杀伤力,金融监管部门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对于各类现金贷、类现金贷的管理办法,对其统一监管,使从事该业务的各类公司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近期,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下一步将实施穿透式监管,贯彻落实好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的基本要求。当然,仅仅通过加强管理还是不够的,毕竟短期贷款的需求仍在,必须要分析造成当前现金贷种种乱象的更深层次原因。该原因在于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城市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上。正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低收入阶层不得不通过现金贷满足其超前的消费需求,这也为类现金贷的野蛮生长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12~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474持续下行至0.462,但2016年回升至0.465。具体来说,解决的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幅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国家发改委已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提高技能人才、科研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新型职业农民等多个群体待遇;二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不断完善楼市调控长效机制。这其中原因在于,房价短期快速上涨会让拥有多套房产的居民资产总额快速上涨,而增加的是城市新居民的房贷支出和社会整体的运行成本,会显著拉大社会贫富差距水平;三是适时引入财产税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财产税制度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的重要手段,我国近年来经济与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让一些居民财产迅速增加,因而有必要及时引入财产税制度。据兴业银行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7》报告显示,我国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2016年达212万户,虽然户数仅占全国4亿家庭的0.5%,但拥有的资产占整体私人财富的43%,需要注意的是其中近七成是通过创业和资产变现特别是房地产获利。综上,短期现金贷呈现爆发式增长表面上看是由于监管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但更深层次则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仍然较大所造成的,需分别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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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鼓励消费升级之声不绝于耳,7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三年实施方案,要求从供需两端发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8月初,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发布会要求未来3年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努力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急需消费发力。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5个月下降,1~7月同比增长回落至5.5%,对外贸易受到贸易摩擦影响呈现出下滑趋势。消费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支出法核算GDP中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当季同比贡献的79.2%,消费在稳增长、稳就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费稳则经济稳,经济稳则就业稳。二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一国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需求和消费习惯也将随之改变。一方面更加注重消费品质如汽车总销量同比下降的同时SUV车销量却在增加,另一方面消费习惯将逐渐由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转向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因而,促进消费升级不仅是保增长的主观需要,更是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客观需要。但从当前经济运行看,促进消费的良好意愿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这个不匹配主要体现在整体消费增速的下降和一定程度的“消费降级”上。今年前7个月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名义增速同比仅增长9.3%,扣除通胀后实际增速仅为7.3%,均创了近年来的新低,其中家电、化妆品等增速均大幅下滑;“消费降级”现象则表现在像榨菜、啤酒、二锅头、火锅鱼丸等产品销量快速上涨,网购新宠“拼多多”的火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问题,类似于西方国家曾出现过的“口红效应”,即经济滑入不景气区间时廉价口红销量不降反增。其实,整体消费增速的下降和“消费降级”现象出现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居民扩大消费的根本基础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有效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2007年达到17.2%的高点后便一直处于下滑趋势,到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下降至7.9%,仅高于2016年的7.8%,是2001年以来增速的低点。当然,居民收入增加幅度虽有所减缓,但收入总还是在增加的,并不能完全说明不具备消费能力。真正的原因在于,2008年后每3年一次的房地产周期快速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总额,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8%快速提升至2017年末的49%,家庭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年份分别是2009~2010年、2012~2013年和2015~2016年,对应着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周期。我国家庭杠杆率虽然与发达国家80%左右有一定差距,但由于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同样低于发达国家,当前居民杠杆率其实已处于非常高水平。过快增加的还债压力其实已对消费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此时无论如何刺激消费居民扩大消费的意愿都不会非常强烈。此外,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还间接拉大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2016年起又重回涨势。贫富差距扩大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不能指望其扩大消费拉动整体消费。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虽较高,但苦于收入增速放缓而不能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等收入阶层因贷款买房导致的债务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减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增加廉价消费品的消费,在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共同作用下,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快速下降和“消费降级”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进消费并不简单是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而是需从减少居民债务增速、扩大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等一系列方面深做文章,这是一个复杂的和系统性的工程,非一朝一夕能够轻易解决的。系统性工程第一步必须做到修养生息,当前居民债务总额和杠杆率已然较高,且在全球通胀中枢上移的背景下居民债务链条已处于紧平衡状态,再无法承受楼市放松的刺激,因而必须坚决遏制房价上涨,遏制的方式应尽量以市场化方式为主,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已传递出下一步对楼市调控的决心。只有居民债务总额和杠杆率不再增加,才能从提高居民收入上做文章。第二步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这里用给企业和居民减负的效果要好于增加基建投资促进居民就业,因为当前我国基建总体水平已不低,中西部基础设施水平虽低,但需求同样不高,加大基建投资效率低是大问题,因而给企业和居民减负更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具体而言在企业角度需加大减税和减少企业地租等成本力度,让企业经营效益改善,效益改善后企业才有动力继续投资扩大生产并增加招聘。鉴于民资解决了大量就业,必须尽快放松垄断领域的民资准入限制,以此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居民角度,需做大做强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个税支出必不可少,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领域和覆盖范围,为居民消费减少后顾之忧。第三步则需开征房地产税等财产税,财产税开征后可实现“一箭三雕”。一是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在全社会税负不增加的基础上可同比例减少间接税,给企业让渡部分利益;二是可解决地方政府疯狂卖地后出现的楼市天量库存问题;三是还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让多占用市场资源的群体付出高成本,以此间接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此外,当前物价已逐步呈现出上涨趋势,近期猪肉、鸡蛋、一线城市房租等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上涨,遏制资产泡沫、增加居民收入、调节贫富差距已迫在眉睫,尽快启动促进消费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是当务之急。

摘要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13年达到历史高点。而从收入结构来看,近几年美国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2010年以来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仅为17.7%;相比之下,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达到30.6%。除了收入差距扩大以外,美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等情况更为明显。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掌握了73%的社会财富,并且前1%人群的财富占比达到37%。而与其他国家相比,2017年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85,也处于发达国家中较高水平。

摘要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13年达到历史高点。而从收入结构来看,近几年美国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2010年以来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仅为17.7%;相比之下,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达到30.6%。除了收入差距扩大以外,美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等情况更为明显。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掌握了73%的社会财富,并且前1%人群的财富占比达到37%。而与其他国家相比,2017年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85,也处于发达国家中较高水平。

贫富差距为何扩大。首先,美国财富差距的扩大来源于资产存量的增值。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股市持续大幅上涨,1984年-2019年6月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20倍,而2000年-2007年间,美国房屋价格指数的累计涨幅也达到62.9%。由于目前美国居民70%的财富掌握在10%的人手中,而富人的财富被大量配置在房产和股票,因此股市和房价大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无论是股市还是房价的上涨实际上都得益于80年代以来美国基准利率的持续走低。利率下降提升了股市估值,同时较低的融资成本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低利率又使居民贷款成本下降,催生了居民的购房需求,导致房价上涨。其次,贫富差距分化也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差异。一方面,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增长快于工资收入。1970年以来美国居民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的累计涨幅分别为16倍、20倍和24倍。而高收入人群往往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者收入,因此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就快于低收入人群。另一方面,在工资收入内部也存在行业之间的明显分化,表现为高端服务业的涨幅领先于传统行业。行业间工资涨幅的分化与新兴产业依赖人力资本的特性相关,但对人力素质的要求增加了低收入人群进入的门槛,同时美国产业结构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的调整也加剧了收入分化。

特朗普加剧美国贫富差距。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升温,而这正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但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缓解贫富差距的扩大。首先,贸易摩擦加剧中低收入人群负担。特朗普上台以后针对多国开展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本质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的过程,加剧贸易摩擦并不能改变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此外,贸易的形成基础是互利互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产阶级的就业并加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其次,特朗普减税主要受益者是富人。特朗普的减税方案降低了最高收入者的税率,并大幅调高遗产税起征点,削弱了税收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同时,特朗普对美联储施压要求低利率。澳门新萄京娱乐,特朗普将上台以后美股持续走强作为其政绩之一,为了稳定股市一直要求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而低利率意味着富人资产持续增值,也不利于缩减贫富差距。此外,特朗普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主张也没有惠及低收入群体。特朗普上任后试图废除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医疗普惠制度,但他提出的一系列医改举措使得穷人看病支出增多,富人却因为税收降低而获利。同时,特朗普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的教育改革,这些措施只会让美国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低收入人群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并实现阶级跃升。

综合来看,美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长期低利率导致的财富增值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分化,而真正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在于优化再分配政策,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化成社会福利,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等。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相关政策反而助推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社会或都将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处于分裂的状态。

1。 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2013年达到历史高点。收入基尼系数是国际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通用指标,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意味着一国居民收入越平均;通常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时,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被认为过大。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5不断攀升,1989年开始超过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并于2013年达到0.46的历史最高水平。

而从收入结构来看,近几年美国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2010年-2017年间,美国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仅为17.7%;相比之下,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达到30.6%,是最低收入人群的1.7倍。收入增速的差异使得美国收入分化越来越大。5%的最高收入人群占美国全国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22.3%,而2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017年的3.1%。

除了收入差距扩大以外,美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等情况更为明显。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37%的社会总财富,而前10%的富有人群拥有73%的社会总财富。相比之下,2007年后50%的贫困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只占到社会总财富的0.12%,而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贫困人群所拥有的财富由正转负。此外,中间40%的中产阶级财富占美国总财富的比重也在逐年减少,1986年到2014年间下降了9.3个百分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也处于较高水平,反映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十分严重。财富基尼系数是通过核算家庭总资产而得出的指标。由于资产是收入的积累,财富基尼系数往往高于收入基尼系数。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众多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85,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日本该指标仅为0.63。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要优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应该相对较小。但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2017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墨西哥,后两者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82和0.80。此外,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0.81上升到2017年的0.85,也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较大而且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2。 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2.1 低利率时代,资产大幅增值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严重?

首先,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来源于资产存量的增值。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股市持续大幅上涨,标普500指数从1984年7月的151点上升到2019年6月的2940左右,涨幅接近20倍,除了在2000年-2003年和2007年-2009年两个时段有阶段性回调以外,美股都保持着强势上涨趋势。这意味着在上涨时期搭乘“股市快车”的居民可以实现资产的快速增值。此外,尽管涨幅远小于股市,房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特别是2000年-2007年间,美国房屋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达到62.9%。

前面已经提到,目前美国居民超过70%的财富掌握在10%的人手中,前1%更是掌握了超过30%的财富。而富人的财富被大量配置在房产和股票,2018年美国居民部门资产配置中,房产、股票基金和养老金占比分别达到24%、30%和20%,其中养老金也有大量资金投入股市。也就是说,美国富人有大量资产配置在股市和楼市,而房价和股市上涨带动这些资产增值,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无论是股市还是房价的上涨都得益于80年代以来美国基准利率的持续走低。为了抑制高通胀,80年代初美国基准利率一度超过22%,随后基准利率持续下降,08年以后利率更是长期维持在1%以下。利率下降提升了股市估值,同时较低的融资成本也促进经济的增长,两者共同推动股市上涨。与此同时,低利率又使居民贷款成本下降,催生了居民的购房需求,导致房价上涨。

此外,次贷危机前期房价大幅上涨还与银行鼓励低收入人群贷款买房相关。但是他们还未享受到房价上涨的福利就被迫承受了房价下跌的苦楚,导致2009年以来后50%的居民财富持续处于负数,而这更是加剧了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2.2 产业结构调整,收入明显分化

当然,贫富差距的分化不光来源于资产价格上涨,也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差异。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增长快于工资收入。1970年以来,美国财产收入和经营者收入的涨幅始终高于工资收入,而且差距逐年变大。截止到2018年,居民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分别为1970年的16倍、20倍和24倍。

高收入人群往往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者收入。而低收入人群因为没有资产积累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同时处于工薪阶层只能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有些时期甚至低于通胀的速度,导致穷人越穷。因此,得益于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增长快于工资收入,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就快于低收入人群。

另一方面,在工资收入内部也存在行业之间的明显分化,表现为高端服务业的涨幅领先于传统行业。以1990年为基年,金融业、商业服务、信息业和教育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工资涨幅分别为1.70、1.41、1.38、1.37倍。而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的薪资涨幅不到1倍,这意味着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人群比传统行业的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

行业间工资涨幅的分化来自于行业自身特征,但对人力素质的要求增加了低收入人群进入的门槛。由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通过输出技术和输出脑力成果来生产价值,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属性使得这些行业的员工能够获得更多溢价。但考虑到这些行业往往对人才的教育背景、综合素养的要求更高,高净值的家庭更有机会培养出符合高端服务业需求的人才,这也使得穷人更难进入收入水平更高的行业。

同时,美国产业结构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不断调整。随着大量低端制造业被迁出美国,美国制造业占比从1980年的20.0%下降至2018年的11.4%。同样占比下降的还有采矿业、批发贸易、零售贸易等传统行业。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开始发力,增长最快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占比分别提升6.4和4.7个百分点,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的还有信息业、医疗教育行业和其他服务业。

这种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但也加剧了收入分化。由于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是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产业结构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产业的调整能够提高全社会生产率,也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但是对于原本从事传统行业的大部分居民来说,他们的就业方向只能转向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比如餐饮服务、销售等,而这些行业的收入增长远不如新兴产业。

3。 特朗普加剧美国贫富差距

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升温,而这正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美国传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和中西部,这些地区被称为“铁锈州”。铁锈地带的经济随着产业链全球化和制造业迁出美国而逐渐衰退。多年以来,底层人民非但没有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产业升级中获利,反而成为政策的牺牲者。这使得打着“使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旗号,并主张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特朗普收揽了铁锈地带的一众民心,成功当选总统。

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相关政策是否旨在缓解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其实未必。

首先,特朗普上台以后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为了转移国内注意而针对多国开展贸易谈判,特别是中国。从2018年6月开始,美国逐步向中国施压。2018年6月,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随后在2018年7月,美国公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的清单,并于9月实施加征关税。而19年以来摩擦愈演愈烈,5月美方宣布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随后8月美国又宣布对我国剩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在中国做出适当反击后,近期美国政府又宣布对所有商品关税税率再提高5%。
特朗普意图通过征税来改变国际分工,使部分产业回流美国,带动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但是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本质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的过程,加剧贸易摩擦并不能改变美国贸易失衡的问题。80年代美国也曾因为对日本的巨额逆差而开展针对日本的贸易谈判,但实际上这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问题。1992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又重新扩大,
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已经达到6276.8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8873.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考虑到美国工资水平较高,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只能导致中国低端制造业外迁,而难以大规模迁回美国,所以并不能有效解决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还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并加剧中低收入人群负担。一方面,贸易的形成基础是互利互惠,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附加值低的部分外包出去而获得大量高附加值收益。作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对跨国公司造成冲击,并会影响中产阶级的就业状况。另一方面,近期加征关税的许多商品都属于日用消费品,中国生产所获利润较低,加征关税以后大部分涨价部分将由美国普通消费者承担,这无异于加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

其次,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的减税政策,其重要作用在于给富人减税,这也不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减税政策原本就是一项通过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政策,而当政策倾斜为富人减税的时候,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通过减税政策的等级划分我们会发现,最低等收入者的税率没有变化,但最高等收入者的税率从之前的39.6%下降到37%,这意味着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的高等收入者上缴的税收减少。同时,新方案的遗产税的起征点从550万美元提高到1100万美元,最大受益方也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人。

同时,特朗普一直要求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持美国股市的稳定。特朗普将上台以后美股持续走强作为其政绩之一,考虑到美国居民大量资产配置在股市中,美国的股市表现确实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而去年以来,受到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影响,美国股市一度出现了大幅调整,而这也成为特朗普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主要原因。

近期,受到美国经济走弱和通胀持续处于低位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达鸽派言论,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持续降息,其中市场预期9月降息概率已经达到100%。当前美联储选择货币政策转向鸽派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经济潜在的向下风险,但是前面已经提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使得富人持续获得资产收益。

此外,特朗普试图废除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医疗普惠制度,而这将加剧穷人的医疗负担。奥巴马在任期间推出《平价医疗法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联邦医疗补助的覆盖范围,要求所有健康个体购买最低额度的医疗保险等。这些政策措施旨在为美国底层民众负担部分医疗支出。而特朗普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医改举措,包括削减医疗救助项目预算、为各州政府设立医疗补助的人均支出限额、取消个人强制购保措施、削减针对富人群体的医保相关税收等。这些调整使得穷人看病支出增多,富人却因为税收降低而获利。虽然特朗普医改在2018年因为参政院投票表决而被否,但美国2020年选举已经开始,特朗普在新的竞选宣言中仍然透露出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不认可。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医疗改革或将被继续推进。

而教育改革方面,特朗普推崇“小政府、大市场”,也不利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特朗普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点:废除奥巴马时期的“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提供”教育券“来支持学生自主择校;减少联邦教育部财政预算,并让私人金融机构介入学生教育贷款。然而,这些措施只会让美国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废除核心课程标准意味着政府不强制让所有学生在进入社会前站在同一起跑线,而即便给穷学生提供”教育券“(教育补贴),他们依旧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富人子弟一起竞争优质教育资源。同时,私人金融机构介入教育贷款,不可避免会提高贷款门槛,而这无疑会减少低收入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教育公平的缺少,为加剧贫富差距又添”一把火。

综合来看,美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于长期的低利率导致富人财富不断增值,而尽管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生产率,但也使得收入进一步分化。真正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在于优化再分配政策,通过税收调整遏制财富过分集中,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化成社会福利,再通过养老保险、失业救助、医疗保险和教育补贴、住房援助等方式惠及社会弱势人群。同时,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降低他们进入高收入行业的门槛,使得他们一起享受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红利。

而特朗普上台以后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给富人减税、威胁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缩减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反而助推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社会或都将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处于分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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