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新萄京李毅中委员:“双引擎”驱动行稳致远

佚名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我国当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平稳度过转型期的关键在于,逐步摆脱对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并消除其形成的一些后遗症,当然这一过程短期内势必会带来阵痛即影响到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如同治病,一旦扛过了这一阶段,那么身体的各项机能将逐步恢复正常,届时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启动将带动整体经济重新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整体经济的韧性将显著增强,新旧经济增长动能之间也就形成了平稳转换。纵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历史,尽管遇到过困难,但每次我国经济在短期遇到困难之时总能找到新旧经济增长动能平稳转化的钥匙,这充分体现出经济决策者高瞻远瞩的智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是资本不足与市场化体制机制不充分的问题,为此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并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增长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实现了资本与国内土地、人力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并维持了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国经济短期出现了产能过剩、银行业坏账增加和国企大范围亏损等严重困难,为此我国采取了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大规模破产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等一系列措施,使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市场得以有效出清,随后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外需带动下又实现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取得了如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骄人成绩。当前我国经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短期出现了一些困难。十九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我国当前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旧的经济增长方式恰恰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体现在资本与其他要素过量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知识经济带动效率增长作用不足。事实上,2012年起我国经济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的情形,为保证经济完成总量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逆周期的扩大有效需求政策。但对应的则是2012年以后每单位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拉动的边际作用呈现逐渐递减状态,数据显示,2012年M2/GDP为180%,到2016年末,这一数字已达208%。不仅如此,过量资本等要素投入还产生了经济总体杠杆率较高和资产泡沫化倾向等后遗症,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会对金融安全形成较大冲击。这也就是前不久周小川行长十九大答记者问时提到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顺周期因素太多会放大周期波动,造成矛盾累积,并可能出现明斯基时刻。因此,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90年代末期,需对既有旧经济增长模式予以彻底改变,并加大对新经济的培育,同时完成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十九大报告中已经给出了经济增长旧动能的解决方案,未来五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同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因而,未来将延续去杠杆政策,加强双支柱调控框架,维持货币政策紧平衡,强调信用持续收缩,并通过新的财政制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在房地产和地方债务这两个经济的不稳定因素风险充分释放前,预计市场利率将维持高位,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低位,广义货币增速将维持中速增长,货币乘数也将有所下降,以实现经济自身的“瘦身健体”,为新经济腾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十九大报告也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开出了药方,即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体现在减少以扩大资本等要素投入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转向加大人力资本特别是知识经济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上。当然,这一转换并不是抛弃既有传统产业重构新产业,而是更加注重新技术和新科技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和对传统产业效率的提升,报告明确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提出培育新增长和新动能重点发展的六个领域。究其原因,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在制造业上拥有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这点是其他制造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如将新科技与之有效契合则必定释放出空前动能。前不久一个外国小伙在深圳改装苹果手机,仅需半天就可以收集齐所有所需配件,而在美国则需要2~3周时间,该案例就足以说明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配套的优势所在。为实现以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目标,近期国家统计局改变经济增长的核算体系,首次将研发支出(R&D)计入GDP(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这不仅会减小经济增长维持在6.5%以上难度,更会鼓励各地方政府与企业加大创新力度。综上,当前我国正处于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时期,十九大报告已给出了新旧动能转换明确的实施路径,相信在一系列措施的逐步到位下,我国经济定能度过转型期,未来在新动能引领下有望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为新旧动能转换“开方”——“双引擎”驱动行稳致远

回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经济增长动能的综合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2002—2007年持续增长、2008—2010年小幅上升、2012年以来几乎停滞三阶段变化。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其构成项归纳为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与结构转换动能三类,在此基础上构造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相对应的“常规动能”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2011年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新动能”指数在2013年超过“常规动能”指数,可称为“新旧动能”转换。从增长率看,“新动能”增长率在2007年前与“常规动能”增长率交替变动,波动程度大于“常规动能”增长率,而且“新动能”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绝大部分时期均高于“常规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政协经济界别第34组小组讨论间歇时,接受了《经济日报》“金记者”的采访,就当前经济形势、新旧动能转换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经济增长;增长率;动能指数;要素生产率

“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但也要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旧动力渐弱,新动力将生,正处于交替期,结构性矛盾突出,我们要认真对待。”李毅中委员说。

回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经济增长动能的综合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2002—2007年持续增长、2008—2010年小幅上升、2012年以来几乎停滞三阶段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李毅中委员解释说,所谓旧动力是指传统产业,新动力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目前,旧动力渐弱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出现经营困难、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滑、地区行业和企业分化明显;新动力则主要表现为相关产业投资增速和增加值增速均高于传统产业,但这些增长不能完全弥补传统产业的减速,动力转换须防范青黄不接的问题。

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其构成项归纳为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与结构转换动能三类,在此基础上构造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总体上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趋势,还能针对各种动能呈现的增长、停滞、趋缓等不同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传统产业看,由于需求的变化,多数产能严重过剩。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比上年回落了2.2个百分点,是1998年以来的新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负增长2.3%,亏损面是14.5%,增加了2个百分点,亏损额增加了32.4%。“这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困难更大些。”李毅中委员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进入历史抉择时期。人均GDP的增长一旦转向依赖于经济发展质量,就要依赖于新兴行业发展和传统行业改造中大规模的创新投资,进而依赖于中等收入水平所释放的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深化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激励,以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方式释放动能,带动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个时期的动能将呈现分散化、多渠道、渐进式的特征。

“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李毅中委员说。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总体处于不断累积上升状态

在传统产业方面,李毅中委员认为,要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盘活经济存量。“据估算,我国有大概100万亿元以上的传统工业资产。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工业体系已比较完善,当下经济企稳主要取决于现有企业和产业能不能修复动力,能不能稳得住”。

2001—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的走势呈现出持续上升的状态,增长动能处于不断累积上升阶段。

“技术改造具有技术新、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等5个特点。工信部近期统计了2009年到2015年共7年的数据,结论是,中央财政出资1亿元可带动企业投资、地方财政、银行贷款等20亿元的投资。这20亿元的技术改造投入,可新增工业产值30亿元,新增利润3.1亿元。技术改造优势非常明显。”李毅中委员说。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换,一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引发的经济增长动能,带动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巨大投资动能以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高速增长方式。这次动能的增长效应在几年后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因为资源配置扭曲、结构失衡而趋缓。

因此,李毅中委员建议,“十三五”期间还是要加大技术改造投入,企业、政府要共同努力。要加大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部门要及时发布技术改造目录,进行信息指引。金融机构应加大技术改造贷款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直接融资。科技部门需要产学研相结合,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全要素增长率在2008年后进入一个较低水平徘徊时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左右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方式。增长动能在200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动能指数增长率转为下降,在一个水平上波动。全要素增长率在2012年随着动能指数增长率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基于上述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之后并未立即出现显著的技术前沿扩张。可喜的变化是,动能指数增长率2014年以来呈现出上升势头。

李毅中委员说:“报告中对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内容,让我们很受鼓舞。”这两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据统计,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去年增速为10.2%,近两年始终比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约5个百分点;投资增幅17%,比工业投资增幅高出9个百分点。但问题是,占GDP的比重小。据统计,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1.8%,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不到8%。新产业增长很快,但还要加快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演化

在新兴产业方面,李毅中委员认为,要发展好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关键就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就是要抓好科技创新,“这中间既要发挥好企业主体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构造的“新动能”指数在2008年就已经出现由降转升的阶段。相对应的“常规动能”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2011年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新动能”指数在2013年超过“常规动能”指数,可称为“新旧动能”转换。

“在新兴产业方面要防止发展盲目性,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发展。例如,前些年光伏产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外部市场变化给行业带来较大困难,教训深刻。”李毅中委员举例说。

从增长率看,“新动能”增长率在2007年前与“常规动能”增长率交替变动,波动程度大于“常规动能”增长率,而且“新动能”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绝大部分时期均高于“常规动能”。

“核心技术花钱买不来,让市场也换不来,只能靠自主创新。‘十三五’期间国家17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都要取得突破,并要将创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新兴产业要依托现有工业体系,为新兴产业提供技术、装备、人才、市场、品牌等要素。要有国家、地方、行业规划,差别化发展,防止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新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新动能”指数构成项主要涉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动能,这就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来源是持续增强的创新动力及相应的结构转变。

总之,李毅中委员认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行稳致远的两台发动机,不可失衡。既要加大力度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着力提高新发动机“功率”;又要致力于传统产业改造优化,修复增添旧发动机动力。只有新旧动力同时发力,形成合力,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持久的能量。

需求侧动能潜力有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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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动能呈现出周期波动式上升趋势,2002年之后有三个周期,分别是2004—2008年、2008—2012年、2012—2016年。每个周期持续约5年。2012—2016年的周期结束后,需求侧动能能否进入上升通道,启动下一周期,还有待于消费升级动力释放。

以2002、2003年为参照系,2004年以来我国的需求侧动能总体上低位徘徊,没有呈现出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预期的需求爆发式增长。从城镇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指数对比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在绝大多数年份低于农村居民,只有2010、2013年正增长时才略高于农村,2014—2016年城镇居民的需求动能又迅速下降,低于农村居民。究其原因,在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上,城乡居民在居住支出占比增长方面的差异显著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差异。由此得出,居住支出占比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居民需求动能的提高。

从外需动能来看,呈现两次阶段性变化。2009年之前外需动能主要由国外部门指标贡献。从2009年开始,外需动能转换成由国内部门指标贡献。可以说,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产业升级,即出口产品中的中间投入从国外中间投入为主转变成以国内中间投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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