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刊发西安交大专家谈改革开放系列文章(二)

周业安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崭新的提法,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个新的提法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明了未来奋斗的方向。这个新的提法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成就源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单从宏观层面上讲,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即便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叹服,中国奇迹不仅成为媒体的常用语,研究中国奇迹也成为名校的时髦话题。2008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但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言,7%左右的稳定增长率仍然是奇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中一枝独秀,同时日益成长为全球经济的关键稳定力量。对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予以了充分肯定,十九大报告罕见地提到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这是一种由衷的自豪,是民族自信的重要表现。十九大报告在肯定经济增长的成绩的同时,也同样重视增长质量方面的成就。报告从反贫困、收入平等、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肯定。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何理解这一中国奇迹?十九大报告给出了解释。首先,市场化改革是关键。市场化矫正了对微观主体的激励,让价格机制灵活起来,真正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让资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市场化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让社会经济变得有序化;市场化带来了城镇化和城镇繁荣,同时降低了城乡不平等;市场化还提升了社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市场化激励创新,鼓励微观主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市场化促进了中国企业和家庭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扩大国际交流,开拓视野;市场化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与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解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关键钥匙。其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非盲从西方的市场经济法则,而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同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调控,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坚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从而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渐进性、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这是中国经济取得奇迹的秘诀所在。市场在微观资源配置方面有其独到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的市场失灵,比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缺失等,特别是对新兴和转型经济体来说,无法复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只能立足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就要求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弯道超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要政府把握好正确的方向,否则不但无法超车,还可能翻车。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够平稳赶超发达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所以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政府与市场合作、国民共进、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这是全新的创举和探索,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造性。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时代的大潮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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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4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沿海到内陆,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开放的步伐一往无前。改革开放把中国推向高速增长的轨道,其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奇迹,无疑可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二)

四十而不惑,不惑而心定。面对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最壮丽的气象,如何在历史进程的回顾中,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如何在发展成就的总结中,把握中国智慧的逻辑,是作好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为此,经济日报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40年来对实践的总结与深化,凝铸成了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深厚滋养;日益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思想保证、智力支持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史进程,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中国成就、中国经验,本版特刊发西安交通大学部分学者撰写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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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

刘儒

话题之一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跨越整整40年非凡历程。40年改革历程,从最初提出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与依赖型人口增长形成的剪刀差态势,创造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

纵观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历程,从理论到实践面临的一个关键性和核心性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作了明确阐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在同一时期里,其他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弱于中国

第一,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整个改革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还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尤其是我国40年经济体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只要还是市场经济,市场就必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仍然存在盲目性,我国根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内在的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明显优势,以及我们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载着实现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职能的同时,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5%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第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实现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内在融合和相互补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尤其是我国40年经济体制的实践也已充分证明: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只要还是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不受侵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内在融合和相互补充,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诋毁、弱化公有制经济和限制、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言行都是极其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17AKS008)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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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伟大成就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陈建兵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了多方面内容,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波澜壮阔改革进程的亮丽风景。农村破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不断深化,先后经历利改税、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的认识不断深入。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以“两个毫不动摇”来强化这一点,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将基本经济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当代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要不断增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但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话题之二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首先,要不断增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在经济地位、经济作用上肯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同时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种经济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共同奏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交响曲”。

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的深刻改革,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其次,要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能力和水平,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发挥好国有企业的主体、引领作用。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建立起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形成相应宏观政策环境

最后,要不断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以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当然包含着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我们要不断加强和创新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不断提高党领导国有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为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要在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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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宋永平 尹朝朝

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既反映了总书记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

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当时要迫切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在此次会议上并未涉及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后来,由于片面理解和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现了许多以丧失“青山绿水”为代价换取“金山银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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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到要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公民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但只是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人民精神文明的一个倡议。党的十三大虽然认识到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并且提出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建设思路,但并没有足够的措施跟进落实。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年—1984年),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要更新发展思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后,党的十五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就说明,随着全球生态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和中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党中央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开始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加以考虑。

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这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的五年里,我国在总体上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大提出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又将“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生态恶化的现象逐渐得以重视。这是一段在问题中不断反思和不断积极探索解决方案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时期。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报告首次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专门阐述生态文明问题,并且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述写入党章,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自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始形成。随着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的主张成为主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中,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

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们对美好环境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环境状况的好坏,直接制约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提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强调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美丽中国的建设仍然在路上。只要我们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设想,我们一定会克服一个个生态问题,中国的生态环境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美丽中国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并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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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使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等责任。

张晓民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市场主体学习资源配置的过程、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回望40年的改革历程,文化建设方面至少取得以下基本经验。

话题之三中国特色道路的本质本源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之基,治国之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结合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无论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风险与挑战,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党在推进文化建设中都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牢牢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国改革具有渐进性质和增量性质

第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统揽全局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党统揽全局,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推进文化创新,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及推进逻辑十分明确,即“三个有利于”

第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宪法原则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第四,高屋建瓴,提出坚持“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如何找准并理解其背后的改革出发点和推进逻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形式即时改善激励、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逐步地摆脱计划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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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是改革的增量性质。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坚持增量改革原则的着眼点在于降低改革伴随的社会风险和人的代价,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小学教育取得显著成就

所以,中国的改革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形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但是从其起步伊始,根本出发点以及推进逻辑便十分明确,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这个目的出发发动和推进改革,并以此作为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方式是否恰当、改革成效是否满意的衡量标准。

阎春荣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才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识,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教育战线开启了拨乱反正和恢复整顿的新起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历经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其中实施的免费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分别在不同维度上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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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日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从法律层面保证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2007年春,中国开始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2008年秋又开始免除全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费,不仅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对中国教育来说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其正确性也为中国实践所检验。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对这些问题的不满也日趋强烈。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掀起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探索浪潮。直至2016年教育部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推动了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并深化素质教育的实施步伐。

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所谓“涓流效应”。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可以打破这个两难,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他再一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中国中小学教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40年前有学难上、无书可读的中小学教育相比,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我们应当坚信,新时代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一定能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通过扩大就业和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兑现人口红利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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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亦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凸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孙宝玉

总之,40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形成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正帆悬、行稳致远!

改革开放40年,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断深化与发展。1983年,在第二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2002年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断深化,提出了生态共同体思想,其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它的提出意味着从“人统治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转变。

来源 /经济日报

第二,生态文明制度与法律不断健全。改革开放40年,党和国家紧紧依靠制度和法律引导、约束、规范生态文明建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制定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在内的各种法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制化进程。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保护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与法律更加健全,建立了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作者 / 蔡昉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策略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策略处于初步探索阶段。1987年,提出“牢固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协调推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民生福祉相结合,推进“地上和地下”“岸上和岸下”“陆地和海洋”“城市和农村”立体化全方位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发展。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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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建设的基本经验

沈沛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建设不断推进,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回顾40年来我国农村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全面促进农村建设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是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我国农村建设发生根本性变化。

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户经营主体地位,奠定了农业市场化的微观组织基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坚持农村经济体制建设的市场化方向,有助于激活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扩大经营规模,破除对农民的就业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保障和增加农民权益是农村建设的立足点。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土地承包、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等多始于农民的实践和创造。4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把保障和增加农民权益问题作为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总体小康。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略。40年来,我国农村建设始终与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建设和城市建设协同进行,主要表现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农村建设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发挥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带动作用等。这既是促进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是农村建设的基本方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我国农村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阶段农村的发展要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推动农村建设向纵深发展。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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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2018年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8版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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