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生育意愿的关键是国家主力承担基本养育成本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的人口数字,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人。原国家卫计委官员曾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推算,2018年的预测出生人口数最少也有2082.4万人,若不实施全面两孩则只有1724.8万人。但现在这个1523万,比预测的不放开情况下的数值还低,相当值得担忧。  对我国生育率走低原因的分析,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相当一致的指向:养育成本太高。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比较一致的共识,生育率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甚至民族的长远发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既然全民共识与公共利益的指向都如此一致,那么,由国家来承担起主要的养育成本,就是一个应然的方向。循着这一思考方向,改革的清单一目了然,需要的主要是决心和意愿。  这里先要界定清楚生育中的基本需要。国家的职责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为家庭提供养育支援上,应承担的仅限于基本开支,例如产假、公办幼儿日托、义务教育到公办大学的成本,至于读高端民办学校、参加高价游学团和出国留学等非基本需要类的支出,都不应列在考虑范围内。  在这条可以列出的长长的清单中,有两项内容最为迫切。第一项是由国家主力承担生育成本。众所周知,年轻女性相对难找工作,越是未婚未育越难找,原因是企业大多不愿招一个女职工进来,出工资给她放产假去生孩子。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往往是惩罚歧视女性的单位,以及严格地执行产假制度。然而,这都没有触及生育成本这个核心问题:企业并非性别歧视女工,仅仅是想最少化成本。在企业找方法规避这个成本之后,这个成本变成了由女性及其家庭承担,结果就是女性在求职与生育之中必须二选一,相当一部分女性为了求职或为了保住饭碗,就要用尽办法证明自己不打算生育小孩,延后生育甚至不生,压低了生育率。要破解这个问题,关键是让生育成本与企业经营成本脱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明确生育成本由国家出,所有产假成本均由国家支付,最好还奖励保障职工生育权的良心企业。目标是让女性不必为生育付出太多职业发展代价,从而回复其生育意愿。  第二项紧迫的内容,是国家财政应主力承担托儿服务。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推动地方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幼儿园。这个政策当然是好事,就像当初放开二胎和延长产假等政策一样,都相当符合民众的期望,但需要更加明确的一点是,在各大中城市幼儿园学位紧张的背景下,如果大量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改为公办园或普惠园,收费降低后,服务提供者的营运诱因何处而来?这里只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补价差;二是幼儿园成为一种慈善服务,寄望营运者和工作人员以献身精神来参与。常识告诉我们,前者会有巨大的地区间差异,后者将难以获得稳定优质的服务提供,均非上策。事实上,这件事要做成,最好的做法是把义务教育向前延伸三年,所有小孩满了三岁后均可以免费进公办或普惠幼儿园,费用由财政全额支持。  大多数家长,在初婚初育阶段都是自己的事业拼搏期,二十几三十岁的人对成本会比较敏感,在小孩进入义务教育尤其是读上中学后则是职业生涯的平稳期,在财务上通常会略有可张罗的空间。因此,要高效地增强生育意愿,第一步工作应在家长的拼搏期提供足量且适当的支援,避免生育变成一种就业障碍,确保为幼儿阶段的小孩有保障地提供照护服务。无法回避的是,这一步工作要做好,最可依靠的力量只有国家。

3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提交提案建议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
育。并建议,最迟在2017年底以前全面放开生育,并且要推出各种辅助家庭养育的政策,把九年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学龄前三年,以及加大妇幼保健投入。

多位人口学专家对“全面两孩”的效果表示担忧,建议出台配套性措施给予鼓励。东方IC
资料

老龄化、少子化的“威胁”

“两个孩子当然最好,但我们得考虑现实问题。”

习总书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中指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
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
会生育观念的主流。这是自1977年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近40年来,国家领导人对我国人口发展真实情况少有的详细描述。

和大多数兴奋的网友不同,28岁的成都女子莫女士10月29日通过手机获知全面放开两孩的消息后,并没有太激动——两年前的“单独”两孩政策发布时,她就获得了生育两孩的资格,但她在兴奋之后又放弃了。

李崴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幸福加邮社区行”系列活动现场表示,2015年是两个人口生育高峰的叠加年:一是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2014年是放开之后
的生育高峰;二是因为1991年是中国出生率最高的一年,当年出生了2800万新生儿,之后持续下降,到2000年新生儿出生率一直在1500万左右。这
年出生的小孩到2015年是24岁,正值生育高峰期。但这两个生育高峰的叠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反映:2015年比2014年实际出生人口反而减少了
32万!

“养不起,太累了。”莫女士说,当时她也曾考虑是否再生一个,但算了一笔账后放弃了。抚养成本太高,成为和莫女士一样的许多家庭放弃生育两孩的理由。

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32.8%。实际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在此生育率下,每隔一代人,出
生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虽然目前还有19%,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的12%。照此下去,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
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这只相当于届时世界人口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人口占世界
比例有可能跌破3%。李崴对此不无担忧地说。

10月29日下午,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放开两孩”消息发布后,多位人口学专家向澎湃新闻表示,全面放开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的进步。人口学专家、福建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告诉澎湃新闻,“全面两孩”是党中央在中国人口问题进入关键历史阶段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决策,显示了中央对于调整人口政策的魄力。他说,全面放开两孩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世界经济发展也将带来积极作用。

我国20-34岁的青年人口在2015年为3.25亿,到2030年将降至2.21
亿。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2.21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在未来数十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将净增长600万至1200
万。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年轻人的大幅减少和老年人的大幅增加,将严重拖累财政并削弱创新和创业的活
力。

据多位学者的测算,全面放开而后新生儿的出生峰值可能在2017年到来,最乐观的估计新增人口峰值不会超过800万,对于提升生育率、扭转中国人口形势的作用可期。学者们同时建议,为避免申请人数会重蹈“单独两孩”遇冷的覆辙,国家应尽早建立配套措施,保证“全面两孩”政策能有效落实。

此外,从1980年代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
而喻的。而问题的原因正是实行了“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不少的家庭“弃女逐男”的生育观所致,这种观念和现象只要还有生育数量的限制(即使全面放开二
孩)就还会存在。

姚美雄认为,“全面两孩”不能像“单独两孩”一放了之,考虑到中国出台政策的惯性,全面放开两孩生育后不会在短期步入鼓励生育阶段,但可以给予生育两孩的家庭配套措施帮助,比如给生育两孩的妇女更长的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能让更多“摇摆不定的人”加入到生育两孩的队伍中。

奥门新萄京 ,建议2017年以前全面放开生育

因抚养成本许多家庭放弃生两孩

李崴建议,最迟在2017年底以前全面放开生育。因为无论
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我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
平。并在“十三五”的具体人口发展规划中提出“14岁以下人口比例由16.5%达到18%”的指标,在今后的五年计划中逐步提升。

如何降低生育两孩的家庭的经济负担,是个亟待考虑的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改变我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萎缩趋势。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其后果是经济长期低迷、国力衰退
甚至导致中华文明式微。为此,应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孩子。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

莫女士告诉澎湃新闻,她现在有一个4岁的女儿,今年刚读幼儿园,放弃生育两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不堪重负。

李崴还建议国家应出台配套政策以辅助家庭养育。他表示,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财政支持,方式可以是直接补贴,比如产假延长并且国家进行补贴;或按
孩子人头抵税,比如生二孩个税减半,生三孩可以全免。这种财政支持在再分配意义上是公平的,因为一般来说,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养老支出分别占GDP的5%和
15%。因此,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了个人收入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个人收入15%来支撑社会养老体系。这样,15%-5%=10%,
政府拿出GDP的10%补贴养育孩子是应该的。

她算了一笔账:丈夫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她在一家私企做行政,两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1万左右。女儿吃奶粉时,每个月要六七百元,刚不吃奶粉进入幼儿园,每月的学费是1100元,孩子渐渐长大,买衣服、玩具每个月也要好几百元。此外,她和丈夫还要承担每月2800元的房贷,一家人的生活开支4000左右,“差不多是月月光了”。

另外,李崴建议将九年义务制教育向下延伸到学龄前三年。我国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严重不足。

由于工作繁忙,莫女士并未休够98天产假,生完孩子两个多月就被叫回了共工作。她清楚公司没有保障她的正常产假,但也只能无奈接受,“生了孩子再换工作也没那么容易”。


崴最后建议,政府应适当承担职业母亲目前生育小孩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我国的产假是98天,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是维护职业母
亲权益的重要保障。此外,他还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子、补偿失独家庭等的合法权益;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孕等技术辅
助生育。

像莫女士这样放弃生两孩的妇女并非少数,“单独两孩”实施效果证明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已改变,许多人出于抚养成本等因素考虑,主动放弃了生育两孩的机会。

不过,“即使2017年底能全面放开,中国的人口下降也仍然没办法避免的,但下降的压力会得到缓解”。李崴说道。

公开信息显示,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妇共有1100万对,全国各地启动时间不等,到2014年末有107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目标人群的十分之一。截至今年5月底,申请生育两孩的人数也只有13%左右。呈现逐渐走低趋势。

“全面两孩”对提升生育率作用多大?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中国生育率为1.18,计生主管部门称这一数据存在漏报,对外口径中的生育率在1.6-1.7之间变动,而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低于1.5。

一般认为,生育率在2.2左右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保证人口的数量平衡。

根据2010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的统计,2010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中国的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全面放开两孩生育对中国人口形势的影响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提升生育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郭志刚告诉澎湃新闻,全面放开两孩后,肯定有一部分夫妇放弃生育两孩,甚至还有的一个孩子也不要,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生不出来。因此,从终身生育而言,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肯定低于两个,必然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告诉澎湃新闻,当前生育率过低的因素已不再是政策钳制,而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已进入“内生性超低生育陷阱”。

黄文政说,在一胎化已经成为城市常态的情况下,愿意生两孩的夫妇越来越少。而且,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高达到12.5%,中国需要很多家庭生育三孩甚至四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孩。

郭志刚认为,在目前的生育率现状下,“全面两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有一定作用。而如果要将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到更替水平,可能不仅需要允许三孩或更高孩次的生育,还需要进行鼓励生育。

黄文政将中国的生育政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比发现,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伊朗都走过了从管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停止生育抑制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伊朗未变外,其余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就算鼓励效果也不明显。”他说。

学者:应建立配套性措施避免“遇冷”

多位人口学专家建议出台配套性措施给予鼓励,以避免全面两孩遇冷。

人口学专家黄文政建议,在税收、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他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将税收和财政分配与人口规模和生育率提升直接挂钩;确保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足以维持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将幼儿园甚至托儿服务纳入义务教育;未来的养老金分配让养育更多孩子的父母获得更高的收益。

姚美雄告诉澎湃新闻,“全面两孩”不能一方了之,鉴于“单独两孩”的遇冷局面,国家应把保证“全面两孩”落实效果作为一个整体政策去考虑。

他说,按照中国政策出台个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步入鼓励生育的阶段,但可以对生育两孩的家庭在政策上给予帮助,最具操作性的两项政策包括,立法保障生育两孩的妇女的产假,以及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常生育的女职工享受98天产假,如果遇到难产、多胞胎或晚婚晚育等情况,规定产假时间有相应延长。但这一规定中,没有对生育两孩妇女享受产假的具体规定。

姚美雄建议,应该通过立法将生育两孩妇女的产假延长,他认为延长到半年比较合适,虽然这可能给企业带来暂时负担,但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看,这样的付出必将收获回报。

此外,姚美雄建议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可以减轻许多家庭“丢了奶瓶就要学费”的压力。他认为,后期甚至可以考虑将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说,“十三五”规划中对保证“全面两孩”落实效果应有整体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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