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回应财税热点: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

本报特派两会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财政部部长两会期间再次提及《劳动合同法》问题。3月7日,楼继伟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需要完善。  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我是在两次的学术活动中,以学术的角度讲过。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次是在五十人论坛,讲过《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昨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对于企业和雇员,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

中新网北京3月7日电
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应了一系列财税热点话题,其间有关财税改革速度总体达到进度、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营改增”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等回答引发关注。

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在北京召开,楼继伟在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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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不努力,企业很难解雇”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中新社记者
金硕 摄

楼继伟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在“没有订单的时期会比较为难”。此外,薪酬的过快上涨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

“这几年薪酬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楼继伟说。

——总的来说是达到进度的

楼继伟同时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但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明原因辞职,会影响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职工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其解雇,“位置只能被占着,对新入职的职工就会形成歧视”。

在回应“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的观点时,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确实我们非常努力,但有些没有达到,或者说比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适当地慢了一点。总的来说,我们是达到进度的。”

一个月两提劳动合同法问题

楼继伟介绍了几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改革:一方面是预算改革,无论是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都贯彻《预算法》中的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调整的程序,预算需要公开到什么样的细节,跨年度的平衡机制,比如说中期财政规划,还有对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等等,都做了。

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楼继伟也曾以学者身份表示,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职工可以不说明任何原因辞职,但企业主不能随意解雇工人,这降低了企业投资人力资本的意愿。去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中,楼继伟亦提出过类似观点。

“如果说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话,税制改革总的比我们原来预计稍微慢了一点,”楼继伟说,去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已经宣布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给了时间表,没有“力争”两个字了,也就是说,这是任务鞭策。

“这些问题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因此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楼继伟说:“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但看到问题要指出来。”记者郭超

楼继伟表示,其他的可能还有,比如说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原则上说,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另外,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房地产税还是在配合有关部门在立法的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其他一些地方税的改革有的在进行,有的还在进展中。

★焦点

楼继伟指出,财政部可以做一些顶层设计,但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涉及到国家治理,也不是财政部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大家合力推进。

“职工与企业可以协商工资”

要不要再提高个税起征点?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农民工,这些都是巨晓林的身份标记。昨日,针对劳动合同法问题,巨晓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从公平性来说,当前的劳动合同法对职工和企业是一样公平的,而且现在工资也可以协商。

——简单提高起征点不公平

巨晓林表示,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目前确实存在企业用工成本高的问题。例如,社保方面,跟相关规定,国内用工单位一般要给职工缴纳20%的养老保险,职工自己缴纳80%。“这个20%的比例与国外相比,算很高”。

在回答有关个税改革的问题时,楼继伟指出,个税起征点,精确地说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目前为止,中国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减除标准。

同时,劳动合同法里规定的养老保险也有几个档次,不同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标准有差异,企业也可以按低标准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这方面也可以协商。例如,现在也有针对农村地区的“新农保”,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楼继伟说:“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不是改革方向。”

巨晓林认为,当前企业用工成本高的原因中,产能过剩占一部分,为职工缴纳的社保成本也占重要一部分。“在征求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养老保险可以适当下调”。

楼继伟透露,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个事情很复杂,去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

“农民工虽相对弱势,但不需要特殊对待。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巨晓林说。新京报记者李婷婷

楼继伟表示,因为个税改革很复杂,要把11项个人所得收入综合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不是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说基本生活的这一套住宅的按揭贷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说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当然现在是放开“二孩”,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真正的费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样。税法也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总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赡养老人,这些都比较复杂,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

“我们的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楼继伟表示,税政、执行比较复杂,根据条件要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春风集团董事长曹宝华提交了《关于修改的建议》。他认为劳动合同法过度偏袒劳动者,致使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对企业保护明显不足,建议修改部分偏颇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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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华举例说,劳动者只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对劳动者离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他说,这些条款,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雇佣的灵活性,弱化了企业用人权、管理权等。

楼继伟和许宏才。中新社记者 金硕 摄

“企业破产也要支付员工的补偿金。那些干得不好,没有积极性的员工也不敢轻易开除。劳动法是在保护惰性。”曹宝华说:“对企业来说,用工成本大幅攀升,工资、保险这些支出严重抵消净利润,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难以承受。这两年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压力更大,也导致现在部分工厂搬到越南、印尼。”

提高赤字率要做些什么事情?

因此,曹宝华建议,修改现行劳动合同法,解决劳动者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劳动者的现象。既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又要鼓励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用工,明确规范临时工、钟点工、兼职、劳务派遣等就业形式的法律关系。新京报首席记者苏曼丽

——优化支出结构 安排好民生支出

“打零工的农民工很少企业缴社保”

在回答有关提高赤字率的问题时,楼继伟表示,国务院提交的预算报告中讲到,今年的赤字率为3%,比去年实际的赤字率提高0.6个百分点。今年中央和地方赤字合计是2.18万亿。

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是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职员。自称来自“农民工”群体,近日也在关注劳动合同法修改的消息。

“提高赤字率是符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之上,着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楼继伟指出,现在经济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各方面矛盾都在凸显,包括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需要解决,这种情况之下,预算是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来做的,适当提高赤字率,要支撑经济实现一个中高速增长,同时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总的调子。

她说,目前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是,正规公司都会按规定缴纳保险金,但是打零工的几乎没有企业缴纳社保。

提高0.6%的赤字率,要做些什么事情?楼继伟指出,首先要保证一些重点的支出。保重点支出,就要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例如“三公”经费的增长,甚至要压减,让更多的支出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

例如在建筑行业内,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张晓庆说,其直接后果是这部分人群很难享受工伤保险,“在这个领域内的保障基本还是空白”。

楼继伟表示,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及时压减。相应地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由地方自主安排的。在目前调整的情况下,安排给地方更多的自主可支配的财力,是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的。

她认为,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则应当明确,农民工出来打工要有正常的合同制,如果雇佣农民工半年或者1年以上,企业必须给购买各种保险,“只要有商务登记的公司,都必须这么做”。

同时,楼继伟表示,按照脱贫的目标增加了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今年中央基建支出安排了五千亿,五千亿做出调整,要把那些小、散的项目压减,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的一些基建支出项目上去。

政府部门还应加强监管。一是监管企业缴纳保险情况;二是监督农民工缴纳情况。“有的农民工喜欢多拿钱,缴纳保险意识不足。”

另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了安排一千亿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五百亿,明年准备再安排五百亿。

张晓庆认为,还应明确要求工资增长要跟上经济发展水平。现在物价太高,工资一年涨几十块钱根本跟不上生活水平的变化,所以建议农民工工资逐年增长的比例要大一些,“福利待遇好了,我们也更有干劲”。新京报记者黄颖

此外,楼继伟还提到,“营改增”、行政事业性收费压减、扩大了其他的优惠政策等三项减收政策,造成了收不抵支的一些赤字。支出在调整,收入在减收,收不抵支需要通过赤字弥补。

实习生郭锰

如何防范债务风险?

“政府可适当承担部分五险一金”

——中央政府债务问题不大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认为,从责任角度来看,目前的劳动合同法没有问题,因为合同是双方的契约;但从经济负担和企业用工成本角度讲,目前确实存在一定问题。

面对“今后扩大赤字和扩大债务的空间和风险控制”问题,楼继伟认为,财政收入形势是严峻的,要扩大一些赤字,赤字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也不能增长得特别多,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国家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所以,赤字率可以适当的提高。

朱建民表示,现在企业的用工成本一是税高、二是费高。目前五险一金是由员工和企业各支付一部分,政府并不承担,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对于债务空间,楼继伟表示,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约40%,这在可比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方面中国还有一定的空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债务空间利用好,使得今后特别是支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经济的活力在增加,使得经济的结构上中高端,然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起来,这个空间就可以算是很好得到利用了。

“总体而言,目前存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企业用工成本较高的问题,不是劳动合同法本身的问题。”朱建民说,国家财政也有责任解决职工的社保费用,不应该只是由职工和企业承担。目前,处在经济机构调整期,企业经营也面临困难。因此当前,政府应该“出手”,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但“减轻”的并非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而是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否则,企业的用工成本就像滚雪球,越滚越亏最后可能就破产了,市场活力也会下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加大。”

“不能把赤字的空间,重要的都是用在基本支出了,一般公共的支出,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楼继伟说,好在我们是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这是我们心里有点底的地方,没有用于“吃饭”。“吃饭”靠借钱不行,“吃饭”要靠发工资,借钱可以买房子,用今后的工资收入来还它,按揭是可以的,我们保持了这条防风险的底线。

朱建民建议,政府应承担一部分五险一金,这部分并非补贴给企业,而是补贴给职工。例如,企业工资支出中用于五险一金的35%费用,政府可以承担10%,企业承担20%,而职工承担5%。这种情况下,企业用工成本过高的现象就能化解,市场活力也会相应提高。新京报记者李婷婷

对于如何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楼继伟表示,中央政府债务问题不大,关键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的口子,那样的话债务风险就可能会突破,这方面会同各级财政加紧管理,相信会取得效果。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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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仍处弱势地位”

记者会现场。中新社记者 金硕 摄

刘畅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入行已有3年。这三年来,她的税后工资已经从4000多元涨到6000元,社保也会随着工资涨一些。

《劳动合同法》要不要修法?

刘畅认为,工资刚性增长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准确,“物价也在上涨,但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花销仍比较紧张”。

——对企业、雇员保护程度不平衡

对于公司提供的培训机会,刘畅表示,出版行业对培训有硬性规定,所以每年都会有员工培训,“但培训课程的质量不高,对业务能力提升的帮助有限。”

在回答《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时,楼继伟表示,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劳动合同法》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

此外,刘畅还介绍,现在公司的社保和公积金几乎都是按最低标准交的,按照目前公积金的缴纳水平,买房时不能按最高标准贷款。“我之前在的公司甚至只交三险一金。我觉得劳动者仍处于弱势群体,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刘畅说。

楼继伟表示:“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对于劳动合同法要修改,刘畅希望能够增加休息天数,“北京通勤成本真的太高,并希望条款能更考虑女性职工的特殊情况。”

楼继伟说,由于刚才说到了,《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而不是适合于灵活用工,那些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把工人招来,签订临时合同,没有订单的时候你先做别的什么。企业是灵活用工的。但是标准工时制为基础的《劳动合同法》,使得这些企业都非常为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

“用人成本高没资金培训”

“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那么最终损害是谁呢?损害的是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楼继伟说,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马晓辉是一家私企的老板,开公司已经十多年,公司20多名员工。马晓辉认为,现在员工社会保险的开支比较大,根据要求,缴纳的金额每年以8%-10%幅度递增,不仅必须要交还要每年增加,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

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法,楼继伟说,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但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

据马晓辉介绍,每个月公司要给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平均1000多元,员工的工资在五六千之间,人力成本占公司收益的至少50%以上。

“营改增”后企业都不增负?

在员工培训方面,马晓辉表示,由于目前人力成本已经很高,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到员工培训上。

——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

马晓辉希望,能够尽快降低企业缴纳社保的比例,减少企业的人员开支,“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都在裁人。我的员工已经跟了很多年,所以现在宁可收益少点,没有降薪或裁员打算。”新京报记者沙璐

在回应“营改增”相关问题时,楼继伟表示,去年总理给的任务是“力争完成”,今年是军令状要完成。去年为什么没有“力争”下来?一个是情况太复杂,另外一个是去年的财政收入情况也不太好。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这一揽子要纳入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个最大的难点。为什么难呢?因为人多。光是生活服务业就占大头,这四个行业占了大致960万户,因为生活服务业是非常多的,而且对应的这部分原来的营业税是1.9万亿,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约80%。

楼继伟表示,去年虽然没有“力争”出来,但是对有关的方案进行认真研究和论证,听取了部门、有关协会和典型企业的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案。税率的设计要简洁,还要考虑企业的税负变化,还要兼顾财政的承受能力,所以设计比较复杂。

“营改增”后,是否企业都不增负?楼继伟表示,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不动产可以抵扣,企业租来的房产、投资形成的不动产可以抵扣,但是过去以往有的不动产还不能抵,有个消化过程,新投资的部分可以抵,以往的部分不能抵,这些恐怕在开始阶段可能有税负的变化。然后逐渐的消化掉了,鼓励投资,都可以抵税,甚至投资量大的时候,可能一两年可以不交税的,都抵扣了。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不增负。

怎么解决“营改增”后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楼继伟表示,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要减少,并不就是地方减少,这是整个政府向企业降税,中央和地方都要减收。总的考虑是维持目前中央和地方总的财力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安排一个过渡性的中央地方收入划分办法,来解决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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