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改革的“五增五减”设想

澳门新萄京娱乐,解决目前地方政府“乱收费”与“地方债”的双重矛盾,不妨可以考虑“增税”。但这里的“增税”,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实行“结构性调税”。  《人民日报》近日报道指出,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实行普遍降费,但在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居高不下。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税不够,费来凑”,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比重上升,企业负担加码。  在持续的地方债高压之下,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增加非税收入、甚至乱收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有其内在动力的。因此,单纯打击乱收费,其实并不能釜底抽薪。要想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必须从总体财政角度进行考虑。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税收越高,社会越发展,市场分工越细,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越多,需要的税收也就越多,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IMF世界经济展望此前曾发布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  当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是,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  因此,解决目前地方政府“乱收费”与“地方债”的双重矛盾,不妨可以考虑“增税”。
当然,这里的“增税”,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实行“结构性调税”。  首先,可以增加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比如可以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需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其次,可以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比如可以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第三,可以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得非常高,价格也变得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而对于需要手工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  第四,可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0%左右,这样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社会问题,而民众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也是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高连奎(经济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学者走在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前列,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滕泰、贾康等学者提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
证券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文章认为,如果没有财税改革做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源做基础,新结构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两大学派所主张的产业升级都不可能实现,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体系已经不适合世界的发展,因此全世界都必须开展一次彻底的财税改革。
五增五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文章分析,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笔者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需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对于生存必需品可以按类别划分,对于奢侈品则可以按品牌进行认定,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就可以对这些产品进行奢侈品认定,增加征税,并且增税的空间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需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部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元,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得非常高,价格也变得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
4、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中国应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和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比如燃油税就可以适当提高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可以适当降低。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中央政府不应该再制定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标准,国家应该只制定税率,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补充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这样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文章认为,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元,并且今后财政赤字只会增加,很难减少,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当中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3、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分税制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然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4、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财税体系上。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是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如果哪个国家能创造出这样的模式,并率先实行,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中国。
其实税收最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老百姓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是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关键词:财税改革

澳门新萄京娱乐 1资料图

北京12月31日电
“当今世界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最核心的问题就在财税问题上。”31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在京表示,如果没有财税改革,仅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期待其他产业热点的出现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当天,草根网上线十周年暨《草野集:中国经济再出发》新书发布会举行。高连奎参加发布会并发表演讲。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高连奎告诉记者,纯农业国家的财政税收占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应为20%左右,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应为30%左右,当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比例应在40%左右,“中国目前应该是这个水平。”

他认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以适应财政支出的加大。

因为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分工越细致,人民对政府服务需求就会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更高等的学校教育和更好的医疗水平等。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20世纪美国里根开启的减税风潮。”高连奎强调,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偿还利息,政府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

由此,高连奎建议,中国应实行“结构性调税、增税”。一是增加享受型、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二是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三是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四是增加专项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公共税收。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