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亲友该不该举报高玉伦?

黑龙江延寿县杀害狱警的三名越狱犯人的最后一位高玉伦在逃亡十天后,也终于落网。不过,抓获高的,不是警察,而是其侄女亲家。高是在侄女家讨食时,被其亲家捆绑起来并报警的。但高的亲家的大义灭亲之举,似乎并未为他们赢得理解和喝彩,网上就有很多对他们不利的言辞。  从一个公民的角度看,侄女亲家的举动无疑履行了一个守法公民的责任。对于高这样一个手中犯有两条人命的罪犯,早日落网,早日能消除其对社会的危害,有益于公共安全。另外,对这家人来说,其大义灭亲之举可能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因素。根据报道,警方已经预料到高可能会来这里,因而在村头布控了探头。这种情况下,亲家担忧不报警可能会落个包庇罪什么的。刑法曾有这方面的规定。  然而,民间对侄女亲家的举动有着另一番理解。他们从亲亲相隐的角度出发,认为这家人此时不应该对已投走无路的高进行举报,更不应将他捆绑起来交给警察。高虽是杀人犯,可也是亲戚,而且据说和其侄女关系不错,他这回冒险而来,很可能是想见侄女最后一面,根本没料到会栽在这儿,所以他被抓后,说了一句“连你都出卖我”,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大义和亲情之间,哪个为重?警察肯定希望人们重大义,民间社会则无疑希望重亲情。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来,人们受到的教育是要大义灭亲,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人的道德高尚。国家不仅会褒扬某个人的大义灭亲之举,奉为道德楷模,而且直接用法律强迫人们去大义灭亲。例如,刑法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犯罪。在这里,窝藏、包庇犯罪人的,不管窝藏、包庇者同被窝藏、包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都构成犯罪。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人类还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这就是亲亲相隐。它的意思是,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无论东西方,还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在有关法律中规定了这条原则。先贤孔子就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言。汉代宣帝时起,刑律就将亲亲相隐引入,当时的规定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汉宣帝为此还说了这样一番话:“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亡。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民国。而从西方来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有类似看法和法条规定。柏拉图就曾借苏格拉底之口,反对亲属间的相互告发。罗马法中也有大量关于亲属容隐的体现和记载。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中,以盗窃者为例,认为其妻或子揭发盗窃行为,违反人性,主张法律应适度容忍亲属之间的包庇行为。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亲属之间,尤其是直系亲属之间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可见这是普世价值。  人类之所以在大约相同的时间不约而同地选择亲亲相隐而不是大义灭亲,正如一些法律学者所言,并非不清楚这样做可能会放纵部分的犯罪分子,加大追查罪犯的成本,但此种牺牲是值得的,因为隐匿亲属犯罪行为是人之常情,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就会明白其中道理:如果你的亲人犯案了,你是主动地窝藏包庇其罪行还是协助警方将其抓获?若你选择前者,那么推己及人,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是人性。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在社会就形成伦理道德之需求,法律就应该考虑这种情况。否则,让亲人去互相检举揭发,无疑会摧毁正常的伦理亲情,从而不但给个人家庭,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事实上,在任一社会,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伦理道德都是社会运转的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支撑因素,即使像美国这样法律非常完备的国家,支撑人们日常交往的,也主要是社会自然形成和演进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非人为构造的法律。当然,好的法律,也必须建立在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若与社会多数人认可和遵守的伦理道德相悖,势必会遭到人们的抵制,难以运行下去。原因就在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一般都经过千百年的自然演化,本质上合乎人性和社会发展。而法律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一种强制性东西,它也要建立在对人性的尊重上,不可能脱离人性而存在。从根本上讲,任何脱离人性的东西,包括法律、制度和体制,即使有强力维系,也难以持久,计划体制就是例子。故离开伦理道德,不尊重人性的法律,本质上就具有不合理性。  亲亲相隐合乎人性。将亲亲相隐确立为刑法的一个原则,意味着法律对亲属之间相互包庇犯罪或不举报的行为予以免责或减责,而不必在“亲情”与“大义”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若法律强制人们必须检举亲人,看似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障了社会安全,但它从另一面又摧毁了亲情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及其价值观,从而摧毁了社会前进的基础和支撑。家庭不仅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人们走向社会的依靠,血缘亲情关系是构成一个社会最基本元素,亲人的价值是别的东西无法代替的。所以,无论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证血缘亲情纽带免于崩裂,都比鼓励人们大义灭亲,要更有利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从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发展历史来考察,人类最初将亲亲相隐植入律条,可能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义务来体现,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权利,现代社会确立这项原则,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台湾、港澳地区,在其刑法中,都有配偶、血亲犯包庇罪的,减轻或免除其刑罚的规定。英美法系虽然没有类似规定,但其证据法中也都有“夫妻互隐”的特权规则。这与现代刑法保护犯罪者的人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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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刚
黑龙江延寿县的“杀警越狱”事件震惊全国。扰攘近10天之后,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于9月11日终于落网。正当大家觉得松了一口气,这个事情也该翻篇的时候,网络上又掀起了…

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在证人作证方面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京华时报》

奥门新萄京,阿刚

大义灭亲指的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有惩罚。

黑龙江延寿县的“杀警越狱”事件震惊全国。扰攘近10天之后,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于9月11日终于落网。正当大家觉得松了一口气,这个事情也该翻篇的时候,网络上又掀起了一场高玉伦的亲属该不该举报他的讨论。这一讨论进而延伸到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是否该重新纳入“亲亲相隐”制度的问题。这一讨论,是随着高玉伦被捕时相关细节的披露而逐渐引起的。

亲亲相隐指的是亲属之间有人犯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

据媒体报道,高玉伦于9月11日下午4时许进入其侄女高小英家中觅食。当时,高小英家正因为其小叔子入伍而宴请宾朋。高小英的公公给高玉伦张罗了食物之后报警,高玉伦束手就擒。正因为举报人与高玉伦之间的亲属关系,再加上又有15万元的赏金参杂其间,使得网络舆论沸腾起来,有指责高小英家人贪财忘义的,有指责当下法律制度缺乏人性关怀导致人性扭曲的,当然也有赞许高小英一家大义灭亲的。而在这场争论中,“亲亲相隐”这个冷僻的法律史专业术语却忽然成了一个热门词汇,被人们频频提及。那么,“亲亲相隐”是什么?我们当下的法律需要重新规定这一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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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是我国自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的一项法律制度,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主奴之间,互为隐瞒、包庇犯罪事实,法律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项制度的精神源头取自儒家思想。在《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孔子对亲属容隐行为的评价。一天,叶公向孔子夸耀自己家乡民风淳朴、正直,他说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即便是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他也会去告发。结果,孔子听了之后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家乡的正直之士的行为与此不同,如果父亲犯了错,儿子会为其隐瞒,而儿子如果犯了错,父亲也会替他隐瞒。而在这父子的相互隐瞒中,正直已经包含其中了。显然,在孔子看来,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的价值要优先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汉代中叶以后,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各项法律制度也在儒家教义的指导之下获得修订。正是在此背景下,“亲亲相隐”成为了一项被纳入法律的规定。而且,随着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三纲五常的极力推崇,发展到后来,“亲亲相隐”已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权利,而是成为了一项强制的义务。如果卑幼擅自告发尊长,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大义灭亲被踢是一种进步

关于是否应该推动“亲亲相隐”的立法,学者们近年来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执,至今依然回响不绝。然而,在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之前,或许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地省思几个问题。第一,“亲亲相隐”制度维护的是什么价值?无疑,它所维护的是儒家“亲亲尊尊”的家族伦理。它与一些学者所谓的人性的彰显、善良本性的维护有直接的关联吗?恐怕未必。尤其是当“亲亲相隐”成为一种法定义务时,在道德的层面,人们的相隐行为已然完全失去了道德的意味。第二,“亲亲相隐”背后所维护的家族伦理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亲属之间的犯罪的量刑是否应该有别于一般的犯罪?进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否有修正的必要?第三,即便“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真的有其价值,那应该允许何种范围的亲属可以相隐呢?是直系血亲之间?还是包含旁系血亲?或者如高玉伦案中,要不要包含侄女的公公这样的姻亲?如果从保护人的善良本性而言,要不要将许可的范围扩及没有血缘的至交好友?第四,如果真的将“亲亲相隐”纳入立法,是否会造成对个人道德自觉的压力?立法的本意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亲情,然而一旦造成了法律的重压,人们在重压下的行为,又有多少道德的成分,又能实现几分立法的本意呢?第五,“亲亲相隐”会不会成为权势者牟取私利的通道?第六,“大义灭亲”真的就没有几分积极的价值?

大义灭亲中的大义两字,其实就已经界定了这在传统上是一个褒义词。刑诉法第48条规定: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没有沉默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检举、揭发、作证亲人犯罪,那么自己也可能将身陷囹圄。

就高玉伦一案而言,他的亲属举报他的行为,其实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理性的思考后都会做出的一个极为寻常的选择。在举国媒体的关注下,在警方强大的搜捕攻势下,你让发现了高玉伦的他们还能做什么样其他的选择?既然是别无选择,所以无需拔高为“大义灭亲”;既然无从选择,也不必苛责他们没有“亲亲相隐”。或许,既不强迫亲属间告密,也不强迫亲属间容隐,让法律留一点点空隙,让道德有一点点自决的空地,才是一条可取之途吧。

2003年,河南农村少年张鸿雁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费用而偷窃舍友4万元。在警方动员下,张鸿雁的哥哥将张骗到其住处,致使张被抓获。事后,哥哥大义灭亲行为遭到舆论强烈质疑。

大义灭亲的法律规定,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陷入两难悖论:如果出庭作证,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嫌犯心灵绝望;不予揭发,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

显然,大义灭亲理念下的强迫揭发,加剧了法律和情理的冲突,背离人之常情和常理,容易导致削弱损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也有损害传统道义规范的嫌疑。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应该充分尊重社会伦理纲常,不能为了某种底线价值去一刀切地否定后者。大义灭亲生硬割裂了维系社会的血缘亲情,无视国民间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其恶果远甚于犯罪本身。倘若亲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赖和情感,而充满猜忌和提防,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睦,必将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须知,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因为犯罪而崩溃,但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

亲亲相隐制度如今终于进入立法部门的视野,赋予一般案件中父母、子女和配偶等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是司法对人性价值的理性回归,彰显法律与情理的水乳交融,值得肯定与期待。作者:张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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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被认可是人性回归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主流价值观中,往往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对于主动送子投案或带领公安机关抓捕涉嫌犯罪的亲人,向来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相反,对于为涉嫌犯罪的亲人提供场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则设立了包庇罪来伺候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可以说,重新认可亲亲相隐是人性的回归。

自从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说法之后,亲亲相隐就成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一部分。因为亲亲相隐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天伦的敬畏,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

当然,亲亲相隐以及容隐权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如果知道儿子在客机上安置了即将爆炸的炸弹,那么父亲绝不能以亲亲相隐为由而不去报案;如果女儿告发了强奸她的父亲,当然也不能以亲亲相隐为由而谴责她。因此,亲亲相隐只适用于一般的案件。也就是说,在确立亲亲相隐原则的同时,还是应该允许大义灭亲作为例外而存在。

其实,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关键在于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问题就在于完全倒向了大义灭亲,几乎将亲亲相隐完全排斥。这种罔顾人性、违反人伦的问题正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亲人是家庭的元素。社会的和谐,必须以家庭和谐为基础;而家庭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上如果亲属之间都失去了信任关系甚至相互揭发,那么家庭就不可能和谐,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因此,亲亲相隐取代大义灭亲的主流地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者:盛大林

网言网语

保全家庭亲情近亲可拒作证承续着传统文化中的亲亲相隐,是对法律理性和家庭伦理、社会伦常、人文色彩的兼顾。如果家庭亲情这一基本伦理细胞都不能保全,那么社会秩序和治安环境的长治久安不免成镜花水月。

李晓亮

亲属有拒证权大义灭亲流行,大概始于几十年前的政治运动,在高于一切的革命大义笼罩之下,人们才会违背基本人伦,夫妻、父子、朋友相互告发。近亲可拒绝作证,可以说是向西方的亲属拒证权靠拢,但更可以将其理解为回归传统文化中的亲亲相隐。汪慧君

大义灭亲并非贬义亲属作证特权应该是一种权利,强调的是公民对于亲属犯罪有不作证的权利,但这项权利也可以放弃,也就是公民可以揭发自己的亲属。刑诉法修改确立亲属的作证特权,并非从此大义灭亲就成了贬义词,并不意味着亲属不可以大义灭亲。杨涛

大义灭亲是撕裂社会在大义灭亲之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保护社会而是撕裂社会,不是保障人权而是践踏人权。这恰恰走向了刑法的反面。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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