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点是我们的思想还没通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转型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几十年专注前沿经济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魏杰认为当前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十年,也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一种制度,要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以求“因时而变,常在常新”。邓小平的思想要为现实指路
为现实服务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各界都在纪念邓小平之于现代中国的贡献,你如何看待邓小平思想的现实意义?  魏杰:我认为邓小平思想中有很多精髓现在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系列谈话中曾经多次强调:我们所谓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他讲到人民的最高利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的关系,其中重要一条是他认为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对此,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利益代表最高利益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最高利益的手段,所以在百废待兴时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贫穷的话,这种社会制度就可以不要了。  因此,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让人民获得最高的利益,即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不要抛开人民的最高利益而笼统地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邓小平的这个哲学思想非常重要。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原则来看待问题的,我们是离开人民最高利益把所谓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作为最高目标,而这些原则是否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却无人过问。这种倾向是不把人民最高利益作为目标,而是把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作为目标。这个事能不能干?体制能不能改?实际上这取决于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觉得如果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的话,就可以干,可以改。  在现实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似乎就不能改变。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最高利益,要它干嘛?现在国企高管的薪酬很高,亏损央企的高管照样拿高薪,这是不是能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首先受损的却是企业的底层员工,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改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强调要永远保持国企的统治地位呢?能不能考虑要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历史上看,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成功的。  因此,我认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突破了人民利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个问题中僵化的一些束缚。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这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从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就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选择,时代在变化,世界在发展,我们就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没有什么是不能变的。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潮流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很多途径,我们要推动这种变化。邓小平曾经讲过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因而要与时俱进。  邓小平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改革就是决断。讲理论是学者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有决断力,要有执行力。而我们现在很多改革缺乏推动力也是因为政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迟迟难以启动;混合经济改革一直推不动,现在拿出来的方案也缺乏操作性;明明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还加上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好像很全面,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般讲财权事权要对称,俗称拿钱办事,现在说事权和支付责任权对称,这就会出现想办事的没钱,谁买单却不办事的情况;又比如税制改革,到底是减还是降,简单明了就可以了,现在弄得很复杂,营改增的改革其实涉及减除的税收很少,甚至一些行业还增加了税负。以上种种情况都是政府在关键政策上缺乏决断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历史性转轨的时候,邓小平带给我们的这三条启示是很重要的,纪念邓小平的意义在于拿他的思想为现实指路,为现实服务,而不仅仅单纯是纪念。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期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为何做出这种判断?  魏杰:现在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起决定性作用,1992年之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就成了政府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贪腐,现在转向了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在我看来就是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营报》:在历史的转折期,继续改革是唯一的路径,当前中国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黄振奇

杨继绳无疑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传奇,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重视。现如今,不求闻达天听,自称满足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的“三胡”生活的杨继绳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察。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的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正是它的具体表现。  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新中国成立61年也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尤其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不同,后三十年是以改革为主,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中国改革的特点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而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是没有经过改革的。  我曾用两句话来比喻中国改革:“在正在航行的船上修船”,“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把船修好,又要保持一定的航速,更不能把船搞翻,这就不能把所有需要修理的设备统统拆掉。而后一句话则是说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有了新的立足点,才能够再挖掉原来的立足点。这就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原因。  在邓小平看来,体制转型不能失去领导,无政府的体制转型一定会造成混乱。如果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在改革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领导机构却送进了“修理厂”,那只能是无政府的改革。  由没有经过改革的政府在改革整个过程保持控制力。由此,政府变成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将要改革的对象。政府这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使制度创新过程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正是这个悖论,使中国的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但是,改革的对象怎么会组织人去改革自己呢?一个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外科大夫能为自己开刀吗?中国的改革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30周年,当前对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少人都认为改革动力不足,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如何进一步屏蔽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  杨继绳: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改革已经派生出如下特点:  一是政府和市场相互博弈,改革不断“扭秧歌”。要顺利实现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和改革目标相扭曲,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很难取得和谐统一。政府有些行为不是按照改革的目标行事,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政府的行为扭曲,就造成市场混乱;市场混乱,政府又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或治理整顿,这样又强化了旧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市场配置资源,就需要政府让渡权力。政府让渡权力,就会有利益损失。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博弈。所以,改革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像扭秧歌一样。  二是现在的改革难以触动原有权力体系的利益,而且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借改革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改革会伴随利益重新分配,在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站在有利地位,会获取巨大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大锅饭”的“掌勺者”在这一场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中,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亲属的碗里多添了菜。  三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牟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但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才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写文章很少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最主要的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第三次争论还在继续  《中国经营报》:你亲历了很多次改革思潮的交锋,也记录了很多历史,能谈谈近些年的思潮和过去的有什么异同?  杨继绳:改革就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冒犯,原有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得失会使不同看法碰撞,其过程就是思想撞击的过程。邓小平说“不争论”,但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存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  在近三十年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81~1984年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告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在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进入第三次争论高潮。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社会背景是,老百姓中存在着一种不满情绪。以这种不满情绪为基础,争论双方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改革的路走歪了。一方认为,改革向右歪了,歪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改革向左歪了,歪向了权力市场经济(也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说向右歪的人们认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指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向左歪的人们认为,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第三次争论高潮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两次争论高潮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责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最近这次争论的高潮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说,前两次争论是传统意识形态和改革现实的撞击,最近的争论是不同阶层利益表达的撞击。  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思想理论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而当前的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显然,我们的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学术界的有些观点偏离了这个方向,尤其是有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思潮,明显有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年,有必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澄清一些错误的观点,以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重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对国家迷信吗?

有学者认为,把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联系,属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并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这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确曾批判过机会主义者对国家迷信,但那要指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这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建立和发展国有制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所以,用恩格斯批评机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迷信的观点,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符合恩格斯理论观点原义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加快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简明地概括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当然,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我国由于旧社会是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农业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是它的初级阶段,不仅公有制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而且存在个体、民营和外资等所有制;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是占主体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否定国有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不存在了,也就不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能够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共同富裕吗?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有学者却说: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实际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社会主义。例如,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从上边引证的两段话中,即可明显看出,抛开以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也不是邓小平的定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讲到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也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事实上,公有制为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就指出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三、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共富加市场吗?

有学者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归纳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个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也是违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观点的。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

该学者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后面的括弧里说: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与经济体制划等号,这首先是逻辑上的混乱。就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单是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还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虽能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还有一些重要方面市场是管不了的。例如,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和社会成员收入公平分配,单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这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2013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三中全会《决定》对政府作用的定位是: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所以抛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首先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防止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3年,GDP年均增速高达9.8%,其中只有三个年份因主动调整或政治因素影响,使经济增长率趋缓至4%左右;我国还成功应对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还存在诸多挑战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四、不改革开放走老路不行,假改革之名走邪路行吗?

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封闭僵化和生产力不发展的老路;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邪路。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早就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告诫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讲的不只是不改革死路一条,不坚持社会主义更是死路一条。

坚持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讲特区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从公有制为主体及其比重,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优势来论证的。他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讲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包括国有经济。

五、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把国有经济私有化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人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解释为要把国有经济民营化或私有化,这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2014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和说明。《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电报道这次会议的文章中说:会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我们认为,这段话对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等错误观点,是一个最有力的回应。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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