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萄京娱乐云南落马副省长曾训上访职工:告到联合国还得回到我这

今年3月8日,中纪委网站宣布云南省副省长、原普洱市委书记沈培平涉嫌严重违规违纪被调查。  此事在云南政坛引起强烈地震,因为沈培平在升任云南省副省长之前曾长期担任普洱市(前为思茅市)市委书记、市长,更早之前曾担任腾冲县委书记,在当地牵涉之广,引起颇多猜测。  在沈培平主政云南普洱市的8年多时间里,拥有了“拆迁大佐”和“沈矿长”的绰号,其对主政之地的强力管控和资源垄断让当地人多有不满。  祸起交运集团举报  就在3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公布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之后第4天,普洱市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门口,市民即燃放了烟花爆竹表示庆祝。  沈培平2004年11月从省里派到思茅市(后改名普洱市)任代市长,2005年3月任市长,2009年12月直到2013年2月任普洱市委书记。  如果说沈培平在腾冲的口碑还算可以的话,在云南普洱市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在普洱市,记者随机询问了10名以上当地人,他们对沈培平的评价大多是“贪得很,黑得很”。  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前身是思茅交通运输集团,是普洱当地一家重要而且历史悠久的国有企业,拥有3000多名职工,离退休职工即超过1000名。据集团职工反映,改制前,这家企业在思茅一直经营不错,利润可观,业绩在全省18个运输集团中名列第一第二。  实际上,这家普洱市大型国企的改制并不是在沈培平执政时代开始,而是始于2003年10月。但是在沈培平执政普洱市期间,由于该企业员工举报反映了大量问题,普洱市派驻了大型工作组进驻调查,沈培平在维持原改制方案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思茅交通运输集团职工李美荣认为沈培平之所以被调查,和他们向中央派驻云南的巡视组递交检举材料有关。  2013年11月,中央向云南派驻了第五巡视组,原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多名职工向巡视组递交了反应沈培平和金孔雀集团董事长龚新强的检举材料。  据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原员工介绍,因为该集团原来既属于云南省交通厅管理,又属于思茅市管理,为了统一管理,省里决定企业与省主管部门脱钩,下放给地方,同时让利地方。因此,该集团的归属问题成为了企业数千名职工和家属关注的焦点。  2003年10月,企业开始转制,2004年1月挂牌成立金孔雀集团,董事长龚新强。员工对补偿协议不满,双方协调未果,导致800多人未领一分钱补偿款被企业分流。  “前任董事长临走时曾说,集团资产超过4个亿,但是我们看到改制时金孔雀提交的财产只有1.0673亿元,其余的资产哪里去了?”前企业职工张正华说。  在员工多次反映情况下,2009年前后,普洱市派驻调查组进驻调查,而此时沈培平任普洱市市长、市委副书记。调查组包括当时思茅区区长张善强、思茅区财政局局长兼国资委主任李骏波、普洱市人大主任丁艳波、思茅区公安局局长王凌波等。  员工们记得沈培平曾经当着众多运输公司职工的面,说:“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也得回到我这里解决,普洱靠我给中央干活。”  2009年夏天的一天,沈培平召集李美荣、张正华等思茅交通运输集团的6名职工代表到他的办公室,说:“国有资产是政府的,政府想卖给谁是政府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员工们说,普洱市有10个区县,都有客运站,调查组仅仅审查了宁洱、思茅、景谷三个区县,就查出7000多万元的企业资产(包括现金和房屋等其他资产)被隐瞒。  “根据政府出示的报告,除查出有2398万元省交通厅下发的建设基金外,还有31宗资产,”张正华说,“最后政府并没有对这宗隐瞒国有资产的行为进行追究,只是将31总资产拍卖了事,拍卖了1850万元,而且都拍卖给了龚新强。”  不仅如此,因为政府没有妥善处理思茅市交通运输集团转制被隐瞒资产一事,职工包围了金孔雀集团的办公楼,普洱市公安部门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逮捕了张正华等人,判处张正华从2010年1月到2012年1月有期徒刑两年,李美荣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们帮国家追回了7000多万元国有资产,却反倒被关押了两年。”张正华说起来显得愤愤不平,“而且,这些资产只是三个区县,那另外7个区县呢?调查组没有再公布任何一点信息!”  正因为如此,职工们和沈培平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2013年10月,在原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宿舍小区,职工们贴出了十几条标语,质疑转制问题,其中一条直指沈培平腐败问题。此举激怒了沈培平。据当地居民介绍,沈培平动用了普洱市超过100名警察,在原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宿舍小区殴打了贴标语的群众,抓了十多个人。 “拆迁大佐”  主政普洱期间,沈陪平强力推进拆迁改造,使得他拥有了“拆迁大佐”的称号,其强硬的作法还曾被《焦点访谈》等央视栏目的曝光。  2010年4月,沈培平成为普洱市委书记一把手仅4个月后,即启动“普洱市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工作方案”。

摘要:
据多名总站职工代表反映,2009年3月,沈培平曾把6名职工代表叫到办公室谈话,期间说:“你们追回国资还不是上交国家,跟你们有X关系?……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回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

…  普洱市委市政府大楼背后的龙山上,从栈道上的休息亭望下去,可见别墅、网球场和游泳池。普洱市委市政府行政大楼背后龙山上的栈道,绕山一周,全为木制。  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宣布调查已有半个月,他曾经主政过的普洱市,依然风波未息。在担任普洱市市长、市委书记的8年里,沈培平留下了太多痕迹,仅从他丰富的别号“拆迁大佐、沈大炮、沈矿长、沈大胆”可窥一二。近日,记者在普洱市调查发现,这一系列别号背后,都有着具体而现实的故事。  据多名总站职工代表反映,2009年3月,沈培平曾把6名职工代表叫到办公室谈话,期间说:“你们追回国资还不是上交国家,跟你们有X关系?……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回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  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宣布调查已有半个月,他曾经主政过的普洱市(2007年以前称为思茅市),依然风波未息。在担任普洱市市长、市委书记的8年里,沈培平留下了太多痕迹,仅从他丰富的别号“拆迁大佐、沈大炮、沈矿长、沈大胆”可窥一二。近日,记者在普洱市调查发现,这一系列别号背后,都有着具体而现实的故事。  高压拆迁之“沈大佐”  位于普洱市振兴南路的原市科技局办公区,已是一片废墟。办公区后面,原有六栋家属楼,目前拆除四栋,仅剩相邻两栋。  这两栋楼的居民指给记者看,小区铁门的转纽合叶原来是活动的,现已被焊死,防止大门被抬走。进门左侧的自行车棚随时上着锁,每家存车住户取车后再锁上。  2010年4月,沈培平上任普洱市委书记4个月之后,普洱市推行中心城区旧城改造。科技局原办公区位于拆迁范围内,自从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以来,剩下的这两栋楼没有了门卫,靠居民自主管理。  普洱城改办一号文件4月22日发出,要求7月30日前完成所有协议签订,8月挂牌出让。不到100天时间,普洱市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当年旧城改造涉及500多亩土地、1812户。改造范围分八个不同片区,绝大多数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及住宿区。  拆迁工作动用了全市几乎所有行政机关单位,被搬拆迁户指为,“麻子打哈欠,全体总动员”。  城改办一号文件定调了整个拆迁工作的高压态势:“对工作迟缓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落实不力的单位严格问责;列入单位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不配合的,纪检监察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沈培平那句著名的“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就来自拆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这成就了他“拆迁大佐”名号。  高压之下,一拆迁单位领导在动员会上放话说:“谁要端掉我的饭碗,我就先敲掉他的饭碗。”  拆迁工作依靠各单位行政力量层层布置下去,但拆迁过程广受诟病。  水务局一名被迫签字的70多岁退休职工称,单位承包他签字任务的小组成员,不分白天晚上,哪怕在厕所相见,也催他去签字。一名副局长曾挡在门口说:“如果不签,以后怎么样,你心里明白。”  7月底的一天晚上8点,科技局左侧一家国企召开会议,领导班子对10多名一直未签字的职工讲:“今晚不签拆迁协议的,下周一就别来上班了。部门有人不签协议的,扣部门每个人30%的工资。”  这些拆迁行为,还存在手续不完善问题。城改办通知上规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拆迁项目责任单位提供的房屋搬拆迁计划和房屋搬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发放《搬迁许可证》”,没有提及国务院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五个要件资料: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用地规划许可证、国土使用权批准文件等。  据焦点访谈曝光的普洱式拆迁,已经交易的土地出让价为每亩600多万元,据此推算,500亩土地,政府可获得30亿元土地出让金。  但补偿标准却让被拆迁人很不满。补偿安置方案中,最初仅有房屋现金补偿标准2200元/平方米,而当时同地段房价至少2600元/平方米。后来增加了部分回迁安置房面积,但多位被拆迁户反映,小于自己的原有住房。  在昆明市工作的师丹瑾介绍,她为父亲在科技局家属区购置的房子,套内面积120平方米,精装修。而置换的安置房是套内面积112.79的毛坯房,无其他补偿。师家拒绝搬迁。  目前包括科技局部分职工在内的64户拆迁户,还在坚持起诉。  其中一名退休干部化名秦盛申,反映沈培平违法强拆。老干部解释,秦盛申,就是群众胜过沈培平的谐音简称。  秦盛申称,两年前第三次递交起诉状,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接收材料清单,至今没有任何音讯。  秦对记者说,不少市民对沈的落马毫不意外。他每天关注央视和云南电视台新闻,一直在等待他落马的消息。他注意到,沈培平在当地任市长、市委书记的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曾三次曝光普洱问题。  干预司法之“沈大炮”  走进原思茅交通运输总站(以下简称总站)所在的滇运社区,会看到多条布条幅,对中央的反腐行动表示热烈拥护。思茅总站住宿区篮球场边上,多名老职工聚集一起,打牌聊天。说起沈培平落马,仍然难掩兴奋。  对沈的落马,总站职工代表李美荣并不觉得意外。李美荣称,去年他曾两次接到过有关部门的电话,确认他是否举报沈培平等相关问题。  2004年1月5日,云南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改制,后更名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据总站老职工介绍,改制过程没有清产核资,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原股原价回收职工所占公司60%的股份,公司2221名在职职工中,被以各种名义除名760多人。  总站转制中,按1500元一年工龄发放国企员工身份置换金。但根据“拿钱走人,不走人不拿钱,什么时候走人什么时候拿钱”原则,仍然留在公司的员工,无法领取这一置换金。领取置换金的职工反映,当时必须先签字“同意总站现任领导购买”,否则领不到。  就在总站转制的这年年底,沈培平来到思茅任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一年开始,总站老职工不断质疑转制中的资产评估等问题。经过多次争取,老职工们看到了评估资料,提出异议。在职工们的要求下,政府组织工作组进行抽查,先后抽查思茅区公司总部、宁洱分公司、景谷分公司。  2009年3月16日,普洱市政府给总站上访职工作了回复,称“经过调查核实,部分反映是有道理的,有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这次调查发现,改制前国家投入思茅总站的站点建设专项补助资金2399万现金,没有纳入资产评估;原总站31宗房产等被估为“零资产”。发现这些问题后,专项补助被追缴,并用于全市客运站点建设;部分房产经普洱市国资委委托云南国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得资金1854万元。  职工要求继续追查,同时反映职工的利益诉求。据多名职工代表反映,2009年3月,沈培平曾把6名职工代表叫到办公室谈话,期间说:“你们追回国资还不是上交国家,跟你们有X关系?……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回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  2010年1月1日,要求继续追查的38名职工代表再次进京举报,被北京安元鼎黒保安拘禁,后交与普洱方面押回。其中5名职工代表被判刑。据他们反映,沈培平指示公检法:“对这些人,不管有罪无罪,硬判都要判。”因这类干预司法的言辞,沈被普洱人冠上“大炮”的名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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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落马副省长沈培平茶叶经:坐庄普洱茶疯狂

3月13日,普洱市民在振兴大道的金孔雀集团门前放起了鞭炮,“大快人心”的横幅也被人们挂在了集团公司的大门口。“鞭炮大部分是当地公务员送的,一小部分是工人自发买的。”现场一位市民说。

人们弹冠相庆的原因,是4天前中纪委宣布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沈培平于201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2007年4月至2013年2月,先后担任普洱市市长、市委书记。

从雷厉风行到专横霸道,从做事大胆到私调警力,追踪沈培平的沉沦轨迹,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早在落马之前,这位有着“茶市长”、“拆迁大佐”、“沈矿长”等诸多绰号的副省级官员,就已经被来自民间的大量举报所包围。

几十份举报信,问题涉及违法强拆、家人牟利、打击报复等诸多环节。尽管举报内容还有待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证,但沈培平台下幕后的另一张面孔,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普洱茶市场遍地哀号之时,沈培平却反其道而行之。市委市政府要求下属单位给离退休老干部赠送700多元的茶粉礼盒,让他们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

从2005年起,普洱茶经历了从“茶比金贵”到“茶砖不如土砖”的过山车式巨变。囤有大量茶饼、手握巨额资金的投机者成为炒作的庄家,普洱茶被炒到了天价。就在那个普洱茶疯狂的年代,沈培平从云南省政府来到当时还叫做思茅的普洱,以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平调为思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随后在2005年3月的地方换届中正式成为思茅市长。

沈培平自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茶市长”之路。

2007年1月21日,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同年,沈培平结束了从2004年起在北师大资源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各种场合大唱普洱茶经济。可惜好景不长,2007年5月,普洱茶行情开始暴跌,短短半个月价格跌去50%,众多投资者、茶商和普洱茶藏家被套牢。

普洱茶市场遍地哀号之时,身为新普洱市市长的沈培平却反其道行之,继续全力推行他围绕普洱茶的城市发展计划。沈培平签署的总投入10亿元建设“天下普洱茶国”的计划丝毫没有耽搁,投资5000万元的中华普洱茶博览苑、重修茶马古道等项目相继动工。除了早在2005年就定下的1500万元扶植普洱茶产业的投入外,沈培平更是签署出台众多产业扶植政策,并开始与国内众多大企业洽谈合作。

在普洱当地官场,私下流传的一个说法,普洱在沈培平主政期间,整个城市都牢牢地与普洱茶绑定在了一起,从行政领域一手炮制这一结果的沈培平,也被一些人称为“庄家”。

普洱市财政局的赵琦曾多次向中纪委举报沈培平。赵琦对北青报记者说:“沈培平在力推普洱茶政策中,有诸多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行为。与其说沈培平是‘庄家’,不如说他无论是在个人仕途,还是家族利益上,都利用了普洱茶当年的疯狂。”

普洱市发改委的一名现任官员数年前曾向云南省相关部门举报,沈培平在2007年普洱茶大跌行情中曾低价购入大量茶饼,并利用其市长职务占用市政府及下属机关多处仓库为其存放茶叶。这份材料与赵琦的举报如出一辙。

赵琦表示,收购经营茶叶是由沈培平的亲属出面,而分装储存茶叶则是在原驻地部队的80号仓库、飞机场机窝、普洱市散装水泥办公楼的二楼以及原普洱市财政局伙房等处。赵琦称,为了存放茶叶,普洱市财政局当初曾拨款400万元重新装修部队80号仓库,这些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为当时的茶叶局局长及食品公司的党支部书记。

澳门新萄京娱乐 ,赵琦和普洱市的一些老干部在2012年曾整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中纪委,如今举报材料中提及沈当年用于存放茶叶的诸多仓库已在普洱数年间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但普洱市财政局另一位退休老干部向北青报记者证实,他当年亲眼看到过原财政局食堂后的伙房里堆积的大量茶饼,同时这些茶饼有专人负责看守、运输。

对于普洱市众多离退休老干部来说,他们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是在2009年。

2009年11月,第九届中国普洱茶节开幕,会后不久,每位离退休老干部都收到了原单位送来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一盒包装精美的茶粉,名为“帝泊洱即溶普洱茶珍”,包装上印有“中共普洱市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定制”字样。

普洱市老干部潘玺回忆,其原单位告知,茶粉是普洱市委及市政府要求所有下属单位购买,一份定价700余元,全部由财政开支。普洱下辖1市9县,其中8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为购买此款茶粉的总开支难以计数,但此事却引起了老干部的警觉,开始多方查寻“里面的问题”。

普洱市思茅区领导干部联名递交给中纪委的举报材料称,2009年沈培平的家人将其囤积的茶叶卖给了一家上市企业,而普洱市委市政府定制的茶粉即出自这批茶叶。举报材料认为,沈培平利用普洱市财政的钱,为自己家族经营的茶生意买了单。

茶叶生意之外,“市长亲戚”的身影也不乏出现。普洱市民刘刚、李美荣实名举报称,沈培平在2006年便安排保山老家的表弟、弟媳车某等4人承包了澜沧县糯扎渡乡响水村、星加坡村、落水洞村的天然林地,建起3个木材加工厂,用虚报采伐数量的办法大肆偷采天然林木。

北青报记者3月18日前往澜沧县糯扎渡乡时,被举报的3家木材加工厂都已关门停产。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地人都知道这三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是“市长亲戚”,都知道“惹不起”。响水村的农户告诉北青报记者,这片林地是在一片山包上连在一起的,以山脊划分为三个村的范围,林地之前一直为村集体所有。三家木材加工厂在过去几年间经常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是第一次看到厂子停工,时间是在沈培平被宣布调查的3天后。

“拆迁大佐”与旧城改造

在《焦点访谈》曝光后,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派人进驻拆迁涉及的61家单位,在工作时间将党员干部一个一个叫出去签字。

沈培平在普洱最大的民怨来自他强推的普洱市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工程。这项浩大的拆迁工程涉及61家行政、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使用的土地68宗,共500余亩,拆迁住户达到1812户。

2010年4月28日,已升任普洱市委书记的沈培平在红旗会堂召开动员大会,普洱市委市政府直属各单位、思茅区科级以上干部及拆迁所涉及的离退休干部都被要求到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沈培平说出了那句让他获得“拆迁大佐”头衔的“名言”:“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拆迁的大大的坏。”

普洱市数名参与了此次大会的老干部向北青报记者回忆,在这次大会上,沈培平提出硬性要求,规定凡涉及旧城改造的单位均为责任单位,行政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凡完不成拆迁任务的,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

用行政权力强行推进的旧城改造工程从一开始就不顺利。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对此,普洱市在旧城改造拆迁中并未严格遵照执行。5月,普洱市歌舞团的几名职工拿着15号文件直面沈培平反映意见,说明中央刚下的规定,不应强征居民住宅用地,随后遭到沈培平驳斥,此事后被《焦点访谈》曝光。

当年水务局的一位在职干部向北青报记者回忆,普洱市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在《焦点访谈》曝光后,派人挨家挨户进驻拆迁涉及的61家单位,在工作时间将党员干部一个一个叫出去签字。“上面坐着一排领导,这字我敢不签吗?”

向沈培平反映意见没有结果,拆迁涉及的离退休老干部把普洱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领头起诉普洱市政府的是离休老干部韩惠卿。韩惠卿的住房属于普洱市水务局,他所住的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而在被拆迁的水务局大院里,尚有一栋建于2004年的新楼。

拆迁补偿不合理、行政手段强制及旧城改造却拆迁新楼,这三个理由成为韩惠卿状告普洱市政府的依据。他联合另外两名老干部林家彬、潘瑶向普洱市中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由普洱市中院退休的审判庭庭长潘玺起草。

潘玺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在职时专门审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退休后创办了普洱市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同时他也是旧城改造中的被拆迁户。由于老干部们拿不出高额律师费,潘玺自愿代理了这场漫长的官司。

从2010年开始,潘玺起草了多份起诉书,从普洱市中院到云南省高院告了个遍,最后一次起诉是2012年3月15日,潘玺将诉状递至普洱市中院,至今没有立案、没有答复。

当年状告强拆的老干部如今已物是人非,多次向中纪委举报沈培平的林家彬于2013年9月去世。而73岁的潘瑶正躺在医院里接受化疗,等待他的是肿瘤切除手术。

主政腾冲期间,民间已经开始反映沈培平“专横霸道”,“沈矿长”的名号也是从那时叫起来的,直到孟连事件,谁也没想到他的胆子变得那么大。

普洱市官场与沈培平共事过的领导干部对北青报记者描述,他们眼中的沈培平雷厉风行、强权霸道、胆子特大又善于应付上级官员。而沈培平给早年保山地区老同事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绝顶聪明、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关系。

沈培平1961年出生于施甸县由旺镇,20岁获得中专文凭后进入施甸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师。据施甸中学一位退休教师回忆,当年同沈培平一起来的有4名年轻教师,日后都进入了云南省的干部培训班。

1986年云南省为了从基层培养选拔有学历的年轻干部,由云南省教育学院主办脱产学习,范围涉及全省,沈培平在中文系完成了他步入仕途前的最后学业。云南省水利厅的一名官员回忆,他当初和沈同期学习,虽然专业不同,但“他在学生中很出名,文笔非常好,写的散文和诗当时在师生之间评价很高。”

1989年沈培平毕业后进入施甸县的政府办公室,一呆7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施甸县开始开发辖区内的有色金属资源。施甸县紧邻怒江大峡谷,矿产资源丰富,而那时还从未对外承包过采矿业。“当时没有人懂这一行,刚刚当上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沈培平主动请缨,亲自下乡把全县矿产资源全部调查登记,之后与外地承包商接洽谈判。”施甸县一位退休干部回忆。

1996年沈培平调任保山地委副秘书长,两年后成为腾冲县委书记,此后沈培平一路升迁,被当地官场称之为“坐火箭”。

主政腾冲县之后,沈培平大力开发矿产资源,他的“强权霸道”也在此时初显。保山市委一名官员回忆,沈培平主政腾冲的5年中,因矿产开发造成征地纠纷多起,甚至发生数起被征地农户上访到保山地区的情况。“当时几起上访并没有对沈的仕途造成影响,一个是他确实‘政绩卓著’,把腾冲的经济搞得不错,另一个是商界不少矿老板都力挺他。”这名官员回忆,“那时民间已经开始反映他‘专横霸道’,‘沈矿长’的名号也是从那时叫起来的,直到孟连事件,谁也没想到他的胆子变得那么大。”

2008年7月19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群体性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两人被击中致死。

当时,在云南省公安厅明确拒绝普洱市的跨县调警申请后,沈培平要求时任普洱市政法委书记谢丕坤“不要再请示省里”,普洱市背着云南省委跨县调集大批警力向孟连集结,后导致事件升级。

云南省对孟连事件的处理中认定,“沈培平在市委决策时提出,调动警力的事不要报省里了”。

孟连事件后,谢丕坤被免职,而沈培平被责成做出书面检讨。但孟连事件并未影响沈的升迁,不久之后他顺利接任普洱市委书记。

谢丕坤后被调到云南省公安厅经侦大队,今年1月他曾来到普洱,见到了曾经共事多年的老干部潘玺。当潘玺提到孟连事件时,谢丕坤对他摆了摆手,表示这事以后不要再提。

上京截访与“不予减刑”

普洱市政法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上京截访,还是调动防暴警察驱散抗议职工,“没有市委书记同意,谁也没权力这样动用警力。

孟连事件没有让沈培平汲取教训,反而令他加剧运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向上反映问题的群众。

3月13日,原思茅交运集团、现在的金孔雀集团门前拉起了横幅,上访的老职工们放鞭炮庆祝沈培平落马。老职工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是他们第11次在此张挂横幅,但却是惟一一次没有被警察驱散。

思茅交运集团2004年由国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资产瞒报问题引发老职工不满,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足迹在一年之间遍及云南省纪委、检察院、中纪委和国家信访局。

2009年3月,沈培平终于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6名思茅交运集团老职工中的代表,其中包括日后实名举报他的刘刚和李美荣。老职工向沈反映了集团改制中的诸多问题,但沈给出的答复是“这是政府行为”,同时警告6人不要再上访。

2010年1月1日,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交运集团38名职工再次来到北京反映情况。原本打算第二天返回的他们,却在北京站遭遇普洱市警方的围捕。当天,参加围捕的有140多人,此事北青报记者在思茅区公安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处得到了证实,这位工作人员表示,140人中少部分是公安干警,其余是协警。

北青报记者还在调查中共获得5份交运集团老职工的抗议视频资料,其中4份为事发场所的监控拍摄,视频中的内容均是大量持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驱散抓捕抗议老职工的画面。

交运集团老职工杨湘云告诉北青报记者,从2008年起,在原集团总站门前这样的聚集抗议共有7次,每次最后都是被大量防暴警察驱散,他自己被抓捕过3次。

按照普洱市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规定,调动防暴警察需要公安机关向市委申请,获得批准后才可执行。普洱市政法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上京截访,还是调动防暴警察驱散抗议职工,“没有市委书记同意,谁也没权力这样动用警力。”

就在2009年12月15日的一次抗议活动后,刘刚、李美荣、杨湘云、张正华、何纪伟5人被普洱市公安抓捕。次年,5人分别以非法拘禁罪、非法游行罪被判刑入狱。

在这份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26日生效的判决书上,获得了28名参与抗议活动者的证言,指控5人犯罪。但事后曾为此份判决作证的张新华、杨国贤、李家祥先后翻供,3人先后写了情况说明,并签字按了手印,称自己在此案调查中受了威胁,不得不做了伪证。

李美荣、张正华、何纪伟均被判入狱3年,刘刚被判2年,杨湘云被判2年缓刑3年。

在李美荣服刑期间,普洱监狱2012年向普洱市中院提交了对李美荣的减刑建议书,监狱方认为李美荣符合减刑条件,但普洱市中院却裁定不予减刑。普洱市政法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年这份减刑建议,普洱市中院不敢“自作主张”而报给了政法委,政法委是请示了市委后向法院转达了沈培平的“不予减刑”的意见。

文并摄/本报记者倪家宁

(原标题:《举报缠身的“茶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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