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爱心妈妈”事件:应加强对收养监管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中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贫富差距甚至有拉大的趋势。这对于慈善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可喜的是,中国新富起来的企业家的慈善之心正步入一个新的上升通道。2010年5月,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尽管其“只收3%的管理费”的要求看起来颇为苛刻,但他对于慈善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  此外,被称为“野蛮慈善”的陈光标也同样如此。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慈善在中国仍然处于被限制过多的状态。从历史来看,中国原本是慈善之邦,民国时期,独立的民间慈善更有相当高的水准。前朝遗老、政要夫人、贤明乡绅,农工小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此,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的土壤。安邦对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也一直保持关注,在去年的一篇《战略观察》中已经做出详细分析。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慈善首先是一个社会开放问题,中国社会对于富人们如何获得财富、如何分配财富,还有着较为普遍的对立看法和心态,既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崇拜,又普遍持有“为富不仁”的歧见。更重要的是要破除制度的障碍。只有尊重私有产权、有公民社会的国家,才会诞生出更多的慈善。中国现在一切都由政府管着,强政府、强国企,在社会结构中缺乏社会、社区、社团,即使是慈善,政府也担心变成不受控制的“第三种力量”。这种情况下,民间慈善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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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广州日报报道,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善晚宴,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此外,盖茨和巴菲特等人还将于明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围绕慈善主题,总结回顾与中国慈善家和企业家会晤以及中国的慈善理念带给他们的启发与收获,并回答记者提问。
围绕美国两大中国人为何「富多仁少」?据广州日报报道,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主办的慈善晚宴,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此外,盖茨和巴菲特等人还将于明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围绕慈善主题,总结回顾与中国慈善家和企业家会晤以及中国的慈善理念带给他们的启发与收获,并回答记者提问。
围绕美国两大富豪访华的各种话题依然处于「高热」状态──富豪、财富、慈善这样的字眼似乎从未如此挑动着人们的神经。
一面是「巴比」两人「以身作则」,高调倡议富人应该积极投身慈善,慷慨捐赠家产,一呼百应;另一面是「巴比」中国行的慈善晚宴,部分中国富豪因担心会被「劝捐」而被报道拒绝出席;一面是国人对富豪的捐与不捐各持己见,另一面是企业家陈光标公开致信「巴比」,高调宣称将在身后「裸捐」,引来无数评议。由始至终,这场关于财富与慈善的讨论,似乎以越来越大的热力带给人们更多话题。
然而,喧嚣过后,「巴比」访华所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似乎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其背后,是对于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关注与反思。
由「巴比」访华带来的「劝捐」事件,也许仅仅是这场慈善大讨论的开始。「巴比访华」带来好开头
「尽管对于巴菲特和盖茨访华说法各异,但其给国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在舆论上掀起对中国慈善的讨论和热议,这是其最有意义的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慈善理念与制度措施尚未健全,慈善行业尚未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好地对慈善事业讨论。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扶危济困的传统和自发的慈善行为,但如何从点至面,系统地认识慈善业的发展,需要借助外力,而巴菲特和盖茨带来的,无疑是外界慈善理念的一个介绍。」
也许盖茨和巴菲特不曾想到,他们此次慈善传播要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扶危济困传统,却在当下没有多少富豪乐于社会公益慈善的国家。
今天,尽管中国富豪的名字屡见于各类财富排行榜,但人们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捐出大量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甚至在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就曾有代表委员发出中国富人为何「富多仁少」的慨叹。
除了社会演进过程中所造成的断裂,今天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奇怪的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表示,这与中国富豪们所处的成长阶段、中国的慈善制度和社会心理及文化等因素有关。捐了钱还引来骂名
为什么中国富豪不乐捐,至少看起来不像美国富豪那么好善?
「我们来假设,一个千万富豪有四个途径使用财富: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做慈善救济穷人和以税收等方式交给政府。在上述渠道中,扩大再生产、高消费可能是最迫切的选择。」龙登高说,中国的第一代富豪成长大多只有一二十年时间,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更多的富豪们在获利后会选择扩大再生产或是消费,没有更多的余钱进行慈善捐赠。
此外,中国也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税收激励制度,缺乏制度配套促使富豪们把本来交给政府的钱拿来交给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当前的政府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也使一些富豪担心透明度问题,而不愿意过多捐赠,龙登高说。
一位高调捐赠数亿元的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被问道:「你这么多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似乎成为人们在惊叹于富豪的爱心之下,最为直接的一个联想。分析人士认为,民间的仇富心态、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理解度尚不足够等因素,组成了制约富人们慷慨解囊的社会氛围的一部分。「这种民间的仇富心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教育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我们的教育中,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致富的概念已灌输多年,同时,人们在联想到一些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时,第一印象总是『原罪』。」龙登高说,尽管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并不应该被扩大渲染。不少企业家能致富,最主要因素是他们满足了市场需要、民众需求,因此获得了边际收益。而一些富豪之所以不愿意捐款,原因之一就是怕被人质疑财产来源,怕因而背上骂名。
因缺乏激励而缺乏动力
导致中国富豪远不及美国富豪「乐捐」的另一因素是中美在慈善制度、措施、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它与很多层面的因素有关,比如社会形成机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周庆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龙登高看来,中美慈善的根本区别,是美国慈善机构多由社会和民间来进行控制和支配;而中国慈善机构则大多隶属官方,然而,以政府控制慈善机构、配置慈善资源的格局却并不能带来高效。
他以教育为例来说明同样适用于慈善的道理:美国很多著名高校,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校友捐赠,因而其教学、科研等都不受政府控制,从而实现了教授治校,学校自然会在教育市场和人才培养市场中去寻求位置和提高地位。「而中国的慈善行业面临着和教育领域一样的问题。」他说,形成如此格局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仍处转型期,但就根本思路而言,慈善机构不应属政府。此外,缺乏激励机制也被视为中国富豪捐赠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一位曾前往美国进行慈善研究的专家表示,当前,国内仍未开征遗产税,「但对于富人的财产安排,这类税收是一个影响因素,美国的不少富人为何搞慈善事业并且要将其做好,恰恰是因为在国家公权力之外给社会留有自由空间。」她说。
对于中国富豪当前面对的无论高调捐赠还是担心「劝捐」都容易被社会质疑的双重问题,龙登高表示,不要把捐赠看做太高尚的事业,「如果你有5000万,而拿出10万来设立一个基金会,去资助贫困的孩子读书,或资助学术机构,同时可以拥有你对它的控制和影响力,那么,何乐而不为?」
应自觉而非社会压制
「我们应该宽容地看待富豪的捐与不捐,有些富豪尽管没有捐款,却会到家乡修葺祠堂、修桥修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慈善。」他说,慈善是一种利益分配及资源问题,慈善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配置资源,从这一角度讲,由社会团体、民间慈善机构等来进行资源配置,能够达到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效果。周庆安表示,这说明中国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理解还不够。「由于富豪的社会财富占有比例高,因而大家对其关注和要求也高,但慈善公益还是应本着自愿原则,不分能力大小、钱数多少、比例高低,无条件地帮助其他人。」
事实上,捐赠并非富人们的专利,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慈善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慈善工作可以针对任何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及其他能力。「慈善文化不是谁有钱才有去助人的义务,这个责任和义务更多是自己的感觉,而非受社会压制,无论钱财多少,都可以凭感觉决定自己是否要帮助和支持别人。」
专家表示,中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是,未来要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需要更为强劲的制度推动力,包括创造一个更为便利的环境,「当前,我们对公益事业或慈善抵税方面的标准还不太一致,对遗产税的征收未进入环节,社会文化中对慈善者的社会关注上仍有仇富情结等偏差。慈善不是有一部慈善法就能短时间内开展。要让公众意识到拿出金钱、能力、为他人服务是一件好事。」

“爱心妈妈”事件暴露多重社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建议

应加强对收养行为的管理和监督

谢文英

近期,河北“爱心妈妈”事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5月5日,河北省武安市委宣传部发布消息:当地收养孤儿的“爱心妈妈”李利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对其实施刑事拘留。相对事件本身的是与非,关注此事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更关心孤儿收养制度及慈善法的落实。

《声音周刊》:当看到河北“爱心妈妈”事件的报道后,您最希望了解事件中的哪些细节?

刘红宇: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对于“爱心妈妈”再次曝出丑闻,我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作为一名律师,如果可能的话,我最希望了解每个残疾孤儿或弃婴的生活状况和收养来源,以及爱心村的内部规章制度、运行机制、财务账目,因为这些对于这个案件的定性和总结经验教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声音周刊》:早在2013年,民政部等七部委就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着力解决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的问题,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事件本身是否也暴露出相关部门监管乏力的问题?

刘红宇:除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问题,也反映出我国部分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落后、人才仍然匮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尽管在2013年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司法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但现实情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根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但是被政府举办的福利院收养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救助被动而滞后,大部分弃婴仍然散落在社会上由民间个人或者机构收养。

但是,由于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程度有限,也缺乏专门的人才和管理机制,其结果就是很多收养弃婴的个人或者机构缺乏资金、场地且管理水平低下,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与此同时,我国收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经颁布了二十几年,从实践来看,这部法律规定的收养门槛要求过高、条件规定过于严格、收养类型过于单一、收养监督严重缺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几近空白等问题比较突出,亟须进一步修订。

《声音周刊》:李利娟的经历,跟此前的“爱心妈妈”袁厉害的经历很相似。最受伤的,还是民间慈善的形象和信心。该如何引导和支持民间慈善事业规范、有序发展,保障社会爱心不“跑偏”?

刘红宇:包括公益慈善领域在内的很多领域,之所以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都起源于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政府监管乏力、行业自身专业性和人才缺乏,就这个案件所反映的问题而言,我个人认为,针对我国收养法日益落后于社会发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乏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程度有限,缺乏专门的人才和管理机制落后的现状,应当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制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监管体系,同时加大对于相关领域的投入,呼吁并吸引更多、更专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从而促进相关领域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声音周刊》:您具体谈一谈这些建议?

刘红宇:关于修改收养法,我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其一,适当降低民间福利机构的收养门槛,简化注册开办手续,但在民间福利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加强监督和资质审核;其二,适当放宽收养条件,如允许监护人收养被监护人、放宽对于收养人无子女的要求等,使得更多的弃婴得到更好的被收养的机会;其三,适当增加收养关系的类型,如探索在立法上确认不完全收养制度,对诸如亲属间的收养、继父母收养继子女、隔代收养、单方送养与单方收养、转收养等作出规定;其四,严格规范家庭收养的程序,加强对收养行为的实质审查,探索引入强制公证制度,并增加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在实践中,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收养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其一,加强对民间福利机构的行政监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这些福利机构建章建制、定期报告、定期进行财务审计、不定期核查等,以促进其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其二,加强对收养行为的监督,如增加收养前的调查评估程序并对收养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同时通过定期寻访核查等手段加强事后监管;其三,加大对违法收养的处罚力度,并建立举报制度。

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对于民间福利机构或者个人在收养孤残儿童等慈善领域的支持力度:其一,将民间福利机构或者个人收养孤残儿童等慈善行为,纳入到社会救助体系的范围,并视情况适当鼓励社会资源向慈善领域倾斜;其二,加强对民间福利机构或者个人的培训,并积极引入口碑好、实力强、操作规范的大型专业慈善组织提供管理和人才支持,同时吸引律师、会计师等各行业专业人士参与公益,为慈善事业提供专业化的智力支持,以尽快提升当地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合规水平,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声音周刊》:从一个感动中国的慈善明星,再到现在涉嫌犯罪,“爱心妈妈”事件背后,暴露出很多社会问题。

刘红宇: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由于“爱心妈妈”法治意识的淡漠和政府监管的乏力,从一开始“爱心妈妈”的行为就缺乏相应合法基础,后续虽然补足了手续,但是其运营依然缺乏监管,其管理依然无序,最终导致案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这既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相关领域的立法、监管和专业机构自身治理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律师和公益人士,我认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前途光明,但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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