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刊称“十二五”中国民众生活将更幸福

据新华网报道
随着十七届五中全会落下帷幕,新五年规划建议的通过,一幅美好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未来5年,人们的生活将会呈现怎样的变化?很值得憧憬。  生活更便捷  在江苏省无锡市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的陈洁最近心情很好,因为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开始试验“感知校园”系统,她可以及时收到孩子进出幼儿园的短信提醒,还能通过相应网站查看孩子的状况。此外,这个物联网系统配备了报警终端,有危险状况时学校能第一时间报警。  陈洁的爱人这两年在上海工作,一般周末才回家,她一个人照看孩子有些不放心。“我看过报道,说‘十二五’期间要发展物联网,我希望‘感知校园’可以推广普及,这样不光是我,家长们以后都会更踏实了”。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提出“促进物联网的研发和示范应用”。  “感知校园”只是物联网运用的一个案例。位于无锡的国家物联网应用展示中心里,展示了一个万物相联的美好世界:通信、交通、购物、家居……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  在南京读研的曹志琪对物联网“智能家居”格外感兴趣:下班回家,只要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就能帮你完成开灯、开空调等事;如果家中有人,窗帘会自动拉上;看电视时,如果有人来访,电视屏幕上会跳出小窗口直接连接门口图像……  曹志琪计划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然后把还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他说等物联网技术逐渐普及后,父母就可以更方便地适应城市生活。  对于下一个5年,同样让曹志琪充满期望的还有中国的“高铁时代”。过去几年,他已经经历了火车的数次提速。高铁时代,他回家和旅行都将更加迅速,节约更多时间。据介绍,2012年中国“高铁时代”将全面来临,北京到上海,上海到武汉、成都的高速铁路将建成通车,形成贯通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能力骨干网。  社保更完善  34岁的张建华已在南京打工7年。今年国庆节,他第一次去了玄武湖,因为免费开放了。他来南京第一年就想去玩,但一直舍不得买门票。“站在湖边,看风景,美得很,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感觉自己是南京人了”。  每当看到自己参加建设的楼房,张建华就会忽然想,这也是自己的城市。不过,辗转于不同简易工棚,远离各种消费场所,而且,7年都不舍得去玄武湖,这些还是会让他心里瞬间涌起孤独感。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未来几年,像张建华这样的农民工有望更好地融入城市。  据统计,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亿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住房,没能在城市实现安居,加上在就业、身份、收入上与城里人的差距,更把他们阻挡在“围城”之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前不久发表文章,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其中一项内容是把农民工纳入政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国家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房住,真正融入城市。  “感觉生活越来越好了。”张建华说,政府对农民工越来越关心,以前老板拖欠工资的情况很多,现在这个问题受到重视,老板们也自觉了很多。另外,农民工养老保险能跨省转移了,以前他们没有多少参保积极性,毕竟流动性太大,现在有了保障。  最让张建华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农村推行新农保,他家中超过60岁的父母都参保,每个月能拿点钱,基本生活有了保障。“都说养儿防老,我和弟弟在外打工,还有个姐姐在家种地,防不住老。”张建华说,“养老还要靠国家提供的保险。”

正月十五刚过,火车站里背着行囊的农民工兄弟又多了起来,他们挥别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再次踏上进城打工的征途。除了亲情和文化因素,一年一往返的“大迁徙”,多少也因为这些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下根、安下家。他们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城里人一样挣钱养家,可他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与市民一样平等享有子女教育、住房租购等基本权益。那么,目前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他们对城镇化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期盼?本报记者走进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并力求真实地反映给广大读者。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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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农民工刘广德

盼让人更踏实的社保

本报记者王有佳

时近中午,上海徐汇区桂林西街菜场里,刘广德的摊位前依然挤满了人。

刘广德来自四川,个头不高,快人快语,在这个菜场摆摊已近十年。“20来岁就来上海了,当时只有我和爱人。我们做过各种活,后来卖菜稳定下来了,一直就在这里。”刘广德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指着正在旁边一张小方凳上做作业的女孩说:“喏,这不,我们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上海来了。儿子18岁,已经工作了,女儿刚上一年级。”

刘广德专卖高档时鲜蔬菜:荠菜、茄子、甜豆、春笋、有机花菜……一应俱全。每天凌晨3点,刘广德去批发市场进货,上午与妻子一起做生意。吃过午饭后回家休息,直到收摊前再来帮忙。

夫妇俩在菜场后面的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月租金2800元。“每月开销很大,我的摊位市口好,月租贵得很。最近菜价高,春节期间,草头、豆苗这些绿叶菜更是卖到十八九块一斤。价格贵了,生意难做啊!”刘广德说。

“城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身体好还没什么,等老了干不动了,是不敢留在城里的,还是要回老家去。”刘广德已经做好了打算:除非儿子、女儿能在上海扎下根,不然他就和爱人一起回乡养老,“别看我显老,实际我只有42岁,只要身体好,再干20年也没问题,那时候养老的钱应该也存够了吧。在农村,我们老两口花不了多少钱。”

“没想过留在上海吗?”记者问。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刘广德其实很喜欢上海。他听得懂上海话,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女儿会说上海话,她实际上是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们在上海都有朋友,他们将来是不肯回老家的喽。”刘广德叹了口气,“我们老两口也想留在上海啊,毕竟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心里踏实。可是没办法啊,用农村的社会保障在城里生活,压力太大了,万一得个病,不是拖累儿女嘛!”

原来,刘广德夫妇参加了四川老家的新农合。新农合缴费低,但是保障水平也低,在城里生活还是“病不起”。2007年,刘广德在进货时,骑电动三轮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休息三个多月,花了3万多元,回去只能报销4000多元。“老家的新农保,我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保障太低没什么意思。听说到60岁以后才能拿到钱,而且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别说在上海租房了,连吃饭都不够。”刘广德说,现在除去日常开销,一家人每月能存下五六千元,这些就是他们夫妇俩以后的养老钱。

刘广德并不知道,他也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上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也从不关心这个政策。“像我这种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单位那一份保费也得自己出,按我现在的收入怎么上得起?更何况手续肯定也很麻烦。”刘广德说,“我们菜市场没有一个上这种保险的。”

“真希望社会保障能让我们这些农民工心里更踏实。”刘广德对记者说,“这样我们就能安心地留在城里,待在子女身边养老了!”

2

80后农民工岑信宇

盼儿子能在身边读书

随着春节长假结束,人们纷纷从家乡回到城市。村又空了,城又满了。

快30岁的岑信宇拖家带口,也从老家广西百色回到了自己务工的广州番禺。“到了!”番禺市桥街巷里一间3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被分出里外两间,陈设着简陋的家具和电器。岑信宇帮爱人把行李拖进屋,把5岁儿子抱到床上。一家三口在这里住了一年了,可从没把这里当家。“在广州打工生活六七年,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农村是肯定回不去了。可进城又谈何容易?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大家一样挣钱养家,可我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这个年轻的打工仔陷入沉默。

过去一年,是岑信宇一家生活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刚来的几年挺苦、挺难,我和他各打各的工,各住各的宿舍,生了孩子也只能丢在老家让父母带着,虽是一家人,过得却根本不像有家的样子。”妻子周美静说。后来,岑信宇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装裱售卖油画的工艺品门店,收入渐渐多起来。“小本经营,一年搞个四五万,仅够糊口,还要靠老婆打工帮衬补贴。”岑信宇淡淡笑道。

去年,儿子够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夫妇俩迫不及待把他接进了城,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多少有了点家的样子。周美静说:“这两年,各级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境况越来越关心,政策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收入比来的时候翻了一番,社保、医保等也都有了,我们留在城里追求好生活的信心越来越足。”

可在城里扎根,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难处。最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的儿子只能进民办幼儿园,每月1000多元的学费,是家里最大头的日常开销。“花钱还在其次,我们夫妇俩只要努力工作,也还供得起,主要是办学质量不够高,就像电视上说的,儿子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城里的孩子。”周静美说,“幼儿园还可以将就,再过两年,儿子就上小学了。到时候没有户口,还是只能进民办,也不知道教学质量跟人家正规小学能不能差不多。听说可能以后可以异地高考,要真能落实就好了,要不然,儿子得在老家参加高考,各地考题不一样,中学就不敢让他在广州读了。到时候儿子又不能在我们身边,这家就又不像个家了。”

父母为孩子,总是想得多想得远。为了让儿子能在自己身边上学,岑信宇夫妇正在努力奋斗一个城市户口。他们满怀憧憬地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积分入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门槛还是太高,希望今后降低点门槛,他们夫妇俩自己也加倍努力,争取尽早融入广州。“我们跟本地人一样为城市的发展出力,希望给我们外来工的政策能更好一点,让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读书,享受到跟本地孩子一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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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农民工郭一鸣

盼早日住上保障房

吴秋余田博夫

“有时候挺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干这种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想在城里安个家都这么难。”90后年轻小伙郭一鸣告诉笔者,自己2010年开始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一家宾馆做服务员,每天抢着干脏活累活,就是为了攒点钱尽快在城里安个家。

郭一鸣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来哈尔滨打工已有5年,爱人小赵也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两个人感情很好,但对进城打工的这对小夫妻来讲,住房成了生活中最现实的难题。

郭一鸣打工的宾馆是包吃包住的,单身宿舍就在宾馆楼下,很方便。但要想跟小赵住在一起,就只能自己花钱租房住了。“我们现在租了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30平方米被隔成两个房间,我们跟另一对夫妻合租,每月租金600元,每家出300元。屋里特别冷,而且没有厕所,每次都得去500米外的公厕,今年冬天哈尔滨的气温都到了零下30多度,特别容易着凉。”谈到住房,郭一鸣对妻子总觉得有一份亏欠。

“宾馆附近带卫生间的房子,一个月要800元。这个价位很难找到人合租。在哈尔滨市区,房租比较便宜的是松北区,租一套独立的一居室一年大约5000多元,可惜太远了,坐公交车需要1个多小时,宾馆服务员都是倒班制,赶上夜班的时候,根本没公交车回家。”郭一鸣说,“小赵在宾馆附近的理发店打工,每天晚上9点半下班,我要是上白班,她还可以等我到晚上10点一起回家,如果赶上我晚班,她就要自己回家了,住的地方太偏太远我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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