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民企融资困境

三大行再融资计划次第落幕。但是,“信贷扩张-资本消耗-上市圈钱”的模式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就认为,今年沸沸扬扬的上市银行再融资,不过是2009年9.5万亿的信贷大投放的“后遗症”,这种发展模式存在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就单个金融机构而言,“老股东增加一点”,虽然在股票发行价格方面可减轻市场压力,但这会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形成压力。“国有大行股权结构中,应该有更多非国有股东参与。”陆磊分析,“但这样一来,国有股东在银行的控股权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未来小股东与国有控股股东之间的谈判会有一个利益分配、权利分配的问题。”  其二,就整个银行业而言,通过再融资,已上市的国有控股银行有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有大银行可以廉价、便利地获得资金支持,无论市场价格高低,其再融资成本是相对便宜的;这使得他们缺乏动力去做资产约束和贷款规模约束。如果贷款约束不发生的话,信贷将仍然是中国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信贷向大客户、优质客户、中心城市、垄断行业集中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落实解决民企融资难的信号愈发强烈。201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银行、险资、交易所全面支持民企融资。《意见》着力以制度性保障提高民企融资可获得性,并强化信用建设,以减轻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股权质押风险暂缓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来,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监管层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民企融资环境逐步改善,社会融资和信贷投放有较大恢复,宽信用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认为,今年以来,民企的融资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企业主体数量众多,必然导致“僧多粥少”的局面,股权质押还是民企融资的一个重要担保手段。截至2019年3月4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查阅wind数据显示,A股市场中存在股权质押的个股共有3376只,质押股份市值约5.24万亿元。按照质押市值排名,前三位分别是“三六零”、“顺丰控股”和“民生银行”,质押股份市值分别为1351.04亿元、509.63亿元和457.42亿元,质押比例分别为75.93%、31.36%和15.50%。一般而言,股权质押是指把股东持有的股票作为质押物,获取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股权质押可以缓解民企的信贷约束,是民企较为青睐的融资方式。根据中登公司的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3月1日,在重要股东股权质押市场中,未达预警线占比83.36%、已达预警线未达平仓占比5.18%、已达平仓占比11.46%。资本市场往往带有情绪色彩。“今年的两会有一个不同以往的信号,‘资本市场’这个词首次被提到了‘最高’级别的关注度。”一位中小型券商直投部负责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我们公司目前对于股市的活跃度很有信心。”前述中小型券商直投部负责人认为,股权质押融资具有顺周期特点,股权质押业务的发展与A股市场行情走势息息相关。2019年以来(截至3月7日),上证指数涨幅约25%,深证成指涨幅高达35%左右。受益于当前的行情普涨,股权质押风险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结构上,都比2018年底时承受的压力小很多。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股权质押风险有所减小,这主要是由于股价上涨所致。方正证券认为,实体经济或者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并未出现彻底好转,因此在流动性紧张环境下,仍有较大比例公司或股东在股权质押合同到期后仍无法解押。事实上,去年的风险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国泰君安分析师邱冠华认为,股价下跌造成抵押品贬值,抵押品贬值造成借款人信用受损,紧信用造成融资还款受限,减持约束造成出资方平仓受限,平仓受限造成资金端续接断层,平仓压力或预期进一步引发股价下跌。这一循环的源头在于股价下跌,在链条传导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累积负向反馈,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股价的下跌,进入恶性循环。民企的“信用歧视”一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信贷经理向记者介绍称,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基准利率是4.75%。“民企的贷款利率大概上浮20%左右,国企的综合成本大概上浮10%或者再高一点。”国企和民企在金融机构眼中,“信用地位”之差距,亦是导致民企融资难的“沉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两会时就强调称,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信心和预期问题,对下一步民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要切实解决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规则”问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周振海看来,民营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经营不规范、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的问题,也有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还有政府部门在融资担保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滞后的问题,仅凭任何一方努力都难以解决。兴业研究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徐寒飞则在最近关于企业调研的撰文中感慨,“我们最近调研的产业公司中既有国有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几乎大部分国企高管在进行公司介绍时一定会强调自己的股东背景,更有甚者直接明示投资人‘一旦出问题政府不会放任不管’。企业在面对投资人时尽力展示自身优势无可厚非,但如果公司高管也确实抱有‘政府会兜底’的心态,则可能会给公司的经营决策、融资纪律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其实现在银行对国企的放贷条件也在变严格,我们会要求企业提供强担保。但不可否认,在担保实力上,民企确实偏弱。”前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信贷经理向记者透露,“从去年开始,关于支持民企融资的高层声音一直不断,但存在‘口惠而实不达’的情况,虽然很多银行在总行层面与民企签署了合作协议,但实际投放的数据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大家担心的风险都还在,市场面并没有明显变好。”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9.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末高出2.4个百分点。1月份增加2109亿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6倍。“目前小微贷款的抵押物我们更偏好房产,因为这对银行来说是变现较快、评估值较为接近市场值、风险把控较强的抵押物。”前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信贷经理坦言,“小微贷款的数据变好,因为监管层对小微贷款的不良率和大中型企业的不良率是两种要求,一旦不良达到一定程度后,问题仍需要解决。”需建立可持续金融体系《意见》指出,新发放公司类贷款中,民营企业贷款比重应进一步提高。贷款审批中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保持一致。“解决股票质押问题的本质是要拆解股价下跌的负反馈,而非纯粹拉抬股价,拆解股价下跌负反馈的关键在于消除平仓的可能诱发因素。股价止跌、融资扩源、放松展期、筹码疏导是消除平仓诱发因素的四种主要路径。已出台的一系列纾困政策基本围绕上述四种路径展开。现阶段已不缺方案,重在落实,要避免口号式、需多斟酌落地方案。”邱冠华认为,股权质押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逐步落地的过程,短期不容易一蹴而就。吴琦认为,今年在资本、流动性和息差管理压力下,以及部分金融“灰犀牛”将加大信用风险暴露,商业银行信贷大概率仍将投向零售、信用卡等领域,所以进一步为银行松绑也是势在必行。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则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19年是落实之年。“服务民营企业,需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体系。”吴琦建议,首先,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是领头雁,其响应国家号召、服务民营企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竞争中性的原则,而且,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在信用、渠道、客户和品牌、市场规模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也有利于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其次,中小银行是主力军。面对民营企业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征,需要充分发挥中小银行的作用,增加金融供给主体,优化融资结构。一是要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引导和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结合民营企业的服务需求,完善绩效考核和服务机制,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提升服务民营企业质效。二是要引导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银行回归本源,严控其跨区域扩张、脱离放贷主业、热衷资金套利等行为,将更多资源倾斜到当地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三是要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着力解决民营银行、社区银行面临的市场准入、业务监管的政策约束问题。最后,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年前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对于科技型民营企业是一个大的利好,下一步,新股延续常态化发行、新三板增量改革也是值得期待的政策。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日前从权威渠道获悉,国务院已经同意这四家大型上市银行再融资总规模为2870亿元。

记者同时获悉,尽管有的银行融资方案可能生变,但各家银行再融资的规模不会改变。

2870亿经过严格测算

据悉,大型商业银行再融资问题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重视。今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了2010年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专题会议。此后,银监会又召开了大型银行再融资座谈会,再融资规模经过了各家银行严格的测算。

国务院要求,按照“A股筹集一点、信贷约束一点、H股多解决一点、创新工具解决一点、老股东增加一点”的原则,妥善解决大行再融资问题,并要求四家银行按照“贷款投放数量、降低现金分红率、维护国有控股地位、资本充足率不低于最低标准、考虑资本市场承受能力”等5项前提条件,进行具体的数据测算。

在四家银行上报再融资数额后,国务院批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再融资总额为2870亿元。

各家银行再融资的规模也分别出笼。交通银行宣布,将在两地“A+H”配股融资420亿元;建行宣布再融资规模不超过750亿元;中行和工行尚未宣布各自的再融资规模,但根据2870亿元的总规模推算,中行和工行的再融资规模合计为1700亿元。而据有关人士透露,中行再融资规模为1000亿元,工行再融资规模为700亿元。

由于工行和中行目前的方案都是“A股可转债+H股配售”的方式,其中,中行发行可转债400亿元,工行发行可转债250亿元,据此推算,如果中行和工行的再融资方案不变的话,两行从香港市场再融资规模为1050亿元。

再融资规模上限不变

在方案最终实施前,有的银行的再融资方案有可能生变,但都是在国务院批准的再融资规模内。

以建行为例,建行再融资经过了多套方案的对比和论证,最初选定的方案是A股非公开增发融资450亿元,H股闪电配售融资300亿元,但目前选定的是“A+H”两地同时配股,按照每10股现有股份配发不超过0.7股。A、H股可配股数分别不超过6.3亿股、157亿股,且A股和H股供股比例相同,融资总额最高不超过750亿元。

在建行再融资方案变化时,其再融资规模始终限定在750亿元。因此,即使工行和中行方案有变,总的融资规模也不会发生变化。

据悉,在讨论各行的再融资方案时,维护国有股东的控股地位一直受到关注。在境外融资中,配股是唯一不需要实施国有股减持的融资方式,因此各家银行都出于维护国有股东地位考虑,在重新考虑配股融资的可能性。

相关文章